八、箭在弦上的「武裝革命論」——踴躍的中核、冷笑的革馬

正如前文所述，隨著中核派一連串的武鬥行動，「武裝革命」似乎正在變為現實與必要。經過1969年一整年的暴力鬥爭作戰，新左翼陣營內部要求進行武裝革命的氣氛越來越高漲，新左翼理論傢們也開始越來越熱烈地討論武裝革命的方法論。1970年代上半葉的書店裡，除瞭可以買到『腹腹時計』、『球根栽培法』這種教學如何制作爆彈和火焰瓶的著作以外，「都市遊擊戰論」、「戰爭論」、「內亂論」等論述各種革命軍事戰略論、戰術論的著作也一時間百花齊放。

中核派自然不能免其潮流，他們在1969年就十分認真地討論革命瞭。1969年11月，在佐藤榮作訪美阻止鬥爭前，中核派內部編寫瞭如此的文件：

火焰瓶在1969年1月的東大鬥爭首次得到應用後，快速向全國推廣開來，而且技術上也進行瞭升級，變成瞭自動爆炸式。在新左翼武鬥方面最高級的自制爆彈和軍火也開始首次登場。在戰術方面，中核派開始從大規模手持木棒的隊伍對抗機動隊，變成由小規模軍團編制進行遊擊隊運動，同時配合武器采備人員和運輸人員行動。

沖繩鬥爭

1969年4月沖繩鬥爭中，中核派領袖本多延嘉因為發表「沖繩鬥爭是革命的出發」的言論①，被政府動用破防法（破壞活動防止法，禁止煽動「暴力主義破壞活動」，1952年制定以防備日共武裝革命）而逮捕。如果中核派也被適用破防法的話，他們將面臨日本政府的全力打壓，同時被迫完全轉入地下活動。對此，他們不得不繼續意識到瞭自己作為革命政黨的不足之處：

為瞭逆轉這種合法主義的組織狀態，他們加速地重組瞭自己的組織，將地上合法領導集團和地下不公開領導集團分開，中核派的politburo委員幾乎全部轉入地下，公開的指導部則在池袋的前進社活動。為瞭進一步加強公開領導層，中核派還努力爭取議員席位，實行議會鬥爭。在1969年6月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中，中核派推舉北小路敏作為候選人，但以一萬五千票落選。但在1971年的東京區議員選舉中，長谷川英憲獲得瞭區議員選舉中空前的近一萬票，以最高位當選。兩位候選人的選舉組織——杉並革新聯盟，就是中核派的另一個公開據點。因此，杉並革新聯盟後來受到瞭革馬派的多次襲擊。在1969年的統一地方選舉中，除瞭北小陸敏之外，中核派還在全國范圍內推薦瞭六名候選人，其中四人當選，於是中核派可以自豪地宣告：「作為第六大政黨，中核派已經在日本社會紮下瞭根。」

於是他們整裝待發，準備在1969年11月發動佐藤榮作訪美阻止鬥爭——並要把這場鬥爭發展成為一場新左翼與國傢權力的大決戰，因此他們把這場鬥爭稱呼為「十一月決戰」。他們意氣風發地宣告：「我們同盟能否真正作為先鋒黨領導日本革命的第一次真正考驗，將在十一月到來的道路上開始。在十一月決戰中，我們不僅僅是日本社會中突出的小集團，而是決定日本階級關系的主體，是掌握日本歷史命脈的勢力。不管我們是否願意，也不管我們是否準備，11月，我們的同盟將與國傢權力展開生死攸關的全面對決。我們應該對此表示歡迎，並全力準備，取得勝利。」

然而，國傢權力與polizei一方也早已做好準備。他們同樣嚴陣以待，還建立起瞭全面的首都警備體系，由警視總監親自擔任最高警備本部長，還在機場一帶實行瞭戒嚴體制。在2萬5千多名分成三個層次的polizei的防備下，新左翼的全力一擊打到銅墻鐵壁之上，將「十一月決戰」變成瞭「十一月慘敗」。時人如此描述：

新左翼在這次有勇無謀的「十一月決戰」中完敗，被逮捕者也超越2500人，創下瞭繼同年10·21鬥爭（1600人）後的新高。在這場60年代新左翼武鬥的最高潮裡，因為被逮捕者過多，新左翼武鬥派的戰力嚴重受損（以至於甚至聯合在一起也不如革馬派），為1968、1969年「武鬥的兩年」到此劃上瞭一個句號。②

面對十一月決戰的慘敗，中核派沒有氣餒。中核派對「十一月決戰」做瞭如下的總結：「決戰成功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勝利」，由此「開辟瞭日本革命的戰略前景」。其意義如下。

武鬥路線的全面敗北，卻喚醒瞭中核派對暴力革命的渴望。先前仿佛離現實太遠而被隱下不提的久遠目標，開始第一次被切切實實地認真對待。中核派已經從這種街頭武鬥中，看到瞭暴力革命的道路。

當然，一向反對展開這種街頭暴力鬥爭的革馬派就在一旁不住地冷笑，並展開瞭自己的批判：

革馬派堅持認為「現階段的池袋派（革馬派中核派的蔑稱）在——『革命激蕩序曲』的開始——這種對日本階級現狀的超主觀主義認識上，他們的革命主義發展純化到武裝起義主義，單純地在『武鬥』的高級化及其數量擴大的延伸上設想『革命』。」

中核派隨即反擊，譴責革馬派是：

他們將「十一月決戰」，概括為：

就在二者的嘴炮中，1970年默默地來到瞭。

九、黯淡之血覆蓋的1970年——殺戮戰爭的開始

雖然1970年是第二次安保鬥爭的決勝之年，但因為中核派等武鬥派在1969年中受創過大，在這一年裡不得不暫且飲恨蜇伏起來，從而使1970年成為瞭新左翼運動相對平穩的一年。

在1969年的「十·十一月鬥爭」中，新左翼被逮捕者超過4000人，被起訴者超過600人，被事後逮捕的人（包括很多領袖）也超過瞭100人。東大鬥爭中被告超越500人，「十·十一月鬥爭」中被告又超過600人，使得這兩起事件帶來瞭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政治性審判案件，輕而易舉地超過瞭過去血盟團事件（1932年）、血之五一節事件（1952年）的人數。

在「十·十一月鬥爭」中的成為被告的人中，大約一半都是青年反戰工人而不是學生，這些工人中又有超過90％屬於中核派。裡面涵蓋瞭從九州到北海道的所有地域，人員也是來自五花八門的職業，從傳統工會勢力下的教職員、國鐵工人、全遞工人，到新日鐵、三菱造船等基幹產業的工人，甚至NHK職員中都有中核派的成員。甚至在松下電器這種幾乎沒有任何工會運動的地方，也出現瞭七名中核派被告。這固然體現瞭中核派的強大，但本來紮根在如此之多地方的如此多的人，就這樣損失在法庭上，對中核派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場重大打擊。

在學生運動一邊，日本政府也繼續加強瞭鎮壓的力度。進入1970年以後，有關東大鬥爭的案件審判逐漸下達瞭判決，兩到三年的實刑判決紛紛落到瞭學生活動傢的頭上。這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重刑。而這一系列審判的報告大多都被羈押瞭一到兩年，而且不允許保釋。比如1969年4月因違反『破防法』而被捕的本多延嘉書記長，直到1971年3月才獲準保釋，實際上那已經是兩年後瞭。如果他被判有罪，即使受到最大限度的刑罰，也不過是三年的刑期。中核派幹部一旦被逮捕，這絕不是罕見的例子。將他們困在監獄裡兩三年，讓他們耗光志氣，也讓獄外的運動失去戰力，就成瞭日本政府相當成功的打擊戰略。

即使獲準保釋，每個人的保釋金也要幾十萬日元。1968年『10.21新宿騷亂事件』中的二十名中核派被告，經過一年半的羈押終於獲得保釋，但僅這一項就需要近一千萬日元的保釋金。當時的黨機關報『前進』上，幾乎每期都刊登『為瞭奪回獄中被告』，以百萬日元、千萬日元為單位收集保釋金的呼籲。

人手人員上的緊缺與財政上的緊縮，使得中核派的組織在1970年陷入弱體化的困境之中。中核派在1970年裡不得不有意識地從武鬥路線往後退，回到休養生息、休整組織的階段中去。這一點被不少繼續將武鬥升級的社青同解放派、前線（フロント，構造改革派）等派系指責為「機會主義」，革馬派也嘲笑中核派「埋沒到瞭籌募資金主義中去」。

但中核派的意志沒有動搖，他們也在開發群眾動員的新方式。在1970年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就「六月決戰」的最後一場「六·二三鬥爭」，中核派的『前進』如此總結：

因為中核派已經一時喪失瞭繼續武鬥的戰力，「六月決戰」中的中核派雖然不再是動員一大群學生手握木棒或者火焰瓶與機動隊展開鬥毆，卻第一次成功地大量動員瞭學生與工人參與抗議，通過數量上的優勢獲得瞭力量的優勢。

中核派將成功地動員大量反戰青年工人視作：

革馬派自然看不慣他們這種讓寶貴的革命資源——工人被捕的行為，繼續指責他們：「把工人捉到街頭，強制他們裸舞，然後將他們賣給權力。」

就在這種兩派嘴炮不休的情況下，革馬派又和新左翼另外的八派聯合（包涵中核派在內）發生瞭沖突。正如上文所述，早在1969年的時候，因為安田講堂事件等一系列令人發指的行為，革馬派已經和剩下的幾乎整個新左翼陣營敵對，八派聯合更是和革馬派在69年底大戰瞭兩次。

到瞭1970年，雙方之前的怨恨也沒有終結，反而刺激雙方繼續開展著下一場沖突。當年的「四·二八鬥爭」由全國反戰、全國全共鬥、六月行動委員會主辦，其中全國反戰、全國全共鬥已經明確反對革馬派。「四·二八鬥爭」當天的集會六點在明治公園舉行，七點集隊出發前往日比谷公園。

革馬派雖然自詡「光榮孤立」，也想參加「四·二八鬥爭」。他們向市民團體組成的「六月行動委員會」發出瞭參加申請，「六月行動委員會」自身雖然不反對，但要求革馬派詢問全國反戰與全國全共鬥的意見。革馬派估計是心想剩下兩個自己申請也不會讓自己通過，於是就在當天不請自來地來到瞭現場。當天革馬派申請的集會和式微，是在清水谷公園集會後，遊行到明治公園，然後解散。到達明治公園的預定時間是下午六點——這剛好是另外一方組織的集會開始的時候。

革馬派的遊行隊伍約有一千名，準備瞭一百二十根旗桿。以舉著旗桿的行動隊為首的革馬派一來到明治公園，全國反戰、全國全共鬥的糾察隊馬上就出現來阻止他們入場。就在內鬥一觸即發時，polizei介入並阻止瞭他們，最終革馬派還是在公園外舉行瞭解散集會。

有瞭polizei的介入，革馬派認為，中核派和全國反戰等為瞭不讓革馬派進去，竟然向國傢權力哭訴。但是，中核派方面認為，polizei之所以允許將革馬派的示威解散地點和時間設定在明治公園的下午六點，是因為polizei想利用革馬派的力量破壞統一集會，革馬派肯定參與到瞭這個陰謀裡。他們嘲笑革馬派道：

就在中核派與革馬派徹底反目成仇的時候，雙方之間終於多出瞭第一道血仇。1968年開始，中核派就會在每年的8月召開大政治集會，制定一年來的方針，許多重要的大型鬥爭都是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的。對此革馬派從7月下旬到8月上旬發起瞭「全學聯一齊街頭募捐鬥爭」，派人到車站前等街頭地點開展演講，希望獲得群眾的簽名與募捐。看到革馬派具體時間的中核派，發出瞭這樣的通知：

於是，兩派的暴力沖突立刻出現瞭。8月2日，兩派在新宿的步行者天國發生沖突。8月3日，中核派六十人、革馬派一百人在涉谷大亂鬥。

然而，就在1970年8月4日清晨，一具赤裸上身的年輕男子屍體被發現在新宿區厚生年金醫院的玄關前。全身被打的遍體鱗傷，臉和手腳腫得發紫。根據解剖結果，他的死因是全身挫傷導致休克死亡——從臉部到手腳前端，全身多達數十處受到重擊，其兇器是方木、鐵管、鐵錘。除此之外，還有二十多處用錐子之類的東西戳過的痕跡，推測是私刑殺人。

據警方調查，被殺的是21歲的東京教育大學三年級學生海老原俊夫。海老原是革馬派的活動傢，在回傢途中，在池袋車站前被正在募捐資金中的中核派學生圍住毆打，隨後被帶到中核派的據點——法政大學校園內，受到私刑。

詳細地說，當天下午三點左右，海老原在池袋站東口被核心派逮捕。他被推到西武百貨商店的櫥窗前，周圍圍瞭幾十個人，幾個人一個接一個地毆打他。然後用毛巾蒙上流著鼻血、筋疲力盡的海老原的臉，在他的頭上戴上中核派的頭盔，從左右兩邊抱著他，把他拖進遊行隊伍中間，從池袋一直拖到飯田橋的法政大學。在法政大學裡面，海老原每次昏厥時，都被人潑水，強迫進行「自我批判」，還被人用鐵管毆打、用鐵筆刺大腿。

在8月3日的那一天，中核派在池袋、禦茶水、澀谷等地進行募捐活動，一見到革馬派就將其綁架，並施以私刑。在海老原被私刑之前，池袋有兩個人被施加私刑；在海老原之後，禦茶水有一個人，池袋有兩個人也遭到瞭中核派的私刑。

革馬派的抗議文書

革馬派當即做出回應。

其實早在這之前，私刑就已經在新左翼內部蔓延起來，被廣泛運用為不同新左翼派系之間打擊對方的手段。在東大鬥爭時期，即使是一向標榜反對暴力的民青，也對對手施加瞭殘酷的私刑：

革馬派也不是沒有對其他派系的學生進行過私刑。雖然如此，這也是第一次在私刑中打死人。之前的私刑，一般以打到對方不能動為限度。然而，這次行動卻造成瞭死者。根據現場的人們所說，中核派的上級幹部聽到這件事，也不禁責問「你們怎麼把他殺瞭？」這件慘案，確實在中核派內造成瞭一定的動搖。

事後革馬派組織瞭特別調查隊，徹底調查瞭這起私刑事件的背景，得到瞭私刑參與者的自白、日記、自我批判書、內部絕密通告書等。其中雖然也有中核派成員表示自我批判、自我懺悔③，但中核派整體上對這件事保持瞭沉默。當時中核派的機關報『前進』對這件事也是一句不提。海老原的屍體被發現是1970年8月4日，當天下午中核派在日比谷公會堂如期舉行大政治集會。

北小路敏做瞭如下的報告：

盡管當天與會者應該大多都知道瞭海老原事件，卻沒有一個人對這件事提起哪怕一個字。大概正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回應，中核派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對此事保持鐵的沉默。

雖然如此，中核派卻對內部成員下達瞭通知，要求以後以十人以上一起行動，防止被革馬派襲擊。盡管如此，革馬派的復仇還是接踵而至。1970年8月14日，四十名手持硬質塑料管的革馬派武裝部隊闖入瞭法政大學。

法政大學是中核派最大的據點，革馬派也不敢輕易進行攻擊。於是他們決定喬裝成中核派進行入侵——他們頭戴中核派的頭盔，在沒有警戒的情況下進入校園，徑直走向第一校舍和六角校舍。破窗而入的革馬派奇襲隊，突然襲擊瞭在場的三十名中核派，將他們完全包圍，讓他們無法反擊。

看到這次奇襲成功，一直偽裝成普通學生聚集在笑外的兩百名革馬派學生，一齊戴上瞭藏起來的革馬派頭盔，在最前面舉著海老原的遺像，列隊進入孝內在1955年館前廣場舉行瞭追悼集會。

在此期間，抓住中核派的革馬派武裝部隊，對中核派成員施加瞭報復的私刑。

事後，革馬派如此宣告：

因為海老原事件後革馬派的大肆宣傳渲染，中核派在輿論上陷入極其不利的境地，在政治上遭到瞭很大的打擊。在全國的校園裡，中核派的據點學校一個接著一個地被奪走，中核派的勢力也不斷嚴重後退。為瞭海老原的死，中核派遭遇瞭自己建立以來的最大危機。

海老原事件的另一個絕大影響，就是刺激黑田寬一提出瞭「革命暴力論」，使其成為革馬派此後不斷對中核派發起致命襲擊的原動力。黑田在『革命的暴力是什麼』中，詳細闡明瞭他自己的想法：

所謂「革命暴力論」，其實是黑田寬一對革馬派對其他派系實行暴力打擊行為的理論總結與理論升華。因為革馬派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因為隻有他們在使用暴力時才按照瞭黑田的理論，所以隻有他們使用的暴力才是正當的「革命暴力」，其他的都不是。而且，以往這種新左翼之間暴力隻是停留在一怒之下進行私刑或者鬥毆的層面，而今這種在革命意義上十分曖昧的暴力被黑田的理論升級為「革命暴力」，革馬派要有組織有紀律地，對其他派系實行這種暴力。將內鬥的暴力升級到革命的意義上，這也是黑田的理論貢獻之一。

第一滴血已經落下瞭。但，這不會是中核派與革馬派之間的唯一一滴鮮血。

十、日本最後的革命——中核派的首都暴動

時間很快來到1971年，前一年嘲諷中核派的社青同解放派與前線（フロント）等紛紛在一定程度上取消瞭武鬥路線，中核派卻再度轉入到瞭武鬥路線的軌道。

中核派得以再次進行武鬥，當然要首先歸因於它漸漸恢復瞭元氣。它的鬥士們一個個離開瞭監獄，中核派一度喪失的戰鬥力得以漸漸恢復起來。它的領袖本多延嘉也成功出獄，具有武鬥派傾向的本多自然為中核派帶來瞭原來的革命興奮色彩。

コザ暴動

第二個原因，則要來自於1971年的兩起群體性事件——第一起是1970年的沖繩ゴザ暴動，這是一起日本史上罕見的城市群眾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暴動。中核派如此評價コザ暴動：

第二起則是三裡塚鬥爭中農民的自發熾烈行動。1971年2月第一次土地征用強制代執行時，當地農民實行地道戰，花瞭一個月的時間，挖瞭將近三十個深入地下幾米（有的多達十米）的壕溝，形成瞭像地下要塞一樣的迷宮狀地下壕溝網。最後在出口處搭建瞭小屋，周圍圍上瞭木樁，外圍又挖瞭護城河，在裡面倒上糞尿，由此打造瞭一座堡壘。在這次鬥爭日子裡，有敢死隊爬上樹用鐵鏈把自己綁在樹上來阻止推土機行動。農民用的火焰瓶是都用含量一升的瓶子做成的，一下就能將推土機燒起來。農民在這種態勢下，與機動隊展開瞭長達三周的戰鬥，他們被捕者超過四百人，受傷者包括前頭骨凹陷等重傷者41人在內，多達一千人。

1971年7月當局要強制性弄走農民廣播塔和破壞他們的地道時，農民們向機動隊先頭部隊投擲炸藥。當局出動瞭鏟車、推土機、挖溝機、翻鬥車等40臺機械來摧毀農民的鬥爭陣地，其中幾臺被燃燒瓶燒毀。承包機場工程的建設公司的工程辦公室、工棚等五六處都被農民燒毀瞭。在這鬥爭的五天裡，被逮捕的有292人，受傷者超過500人。

1971年9月第二次土地征用強制代執行時，農民在當局進行強制代執行的駒井野和天浪兩地，分別建造瞭地下壕溝和要塞。「駒井野城」是一座60米見方的鋼筋混凝土地下要塞，周圍矗立著十多座高臺，還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大鐵塔。在高臺和鐵塔上是農民敢死隊的人們，他們從上面扔火焰瓶。自然，要塞周圍也圍起瞭護城河。

駒井野城

「天浪城」方圓三十米，小瞭一圈，雖然不是水泥建築，但城墻厚度達兩米。強制代執行的那天，當局出動瞭機動隊5500人和133輛推土機、起重機等建設機械。農民則方面分為守城組和在周圍牽制機動隊的遊擊部隊應戰，二者很快展開瞭戰鬥。深諳地利之便的遊擊隊四處襲擊機動部隊，屢屢令機動部隊敗走。著名的『東峰十字路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中核派做瞭如此的描述：

當天到處都是燃起大火的パトカー與灑水車。到瞭20日，也有27個工棚被燒。

造成三名機動隊員死亡的『東峰十字路事件』雖然讓原本支持三裡塚農民的社會輿論一轉，從此變為對農民過激行為的不歡迎，卻和三裡塚農民的其他激進行動一樣喚醒瞭中核派的鬥志。

第三個讓中核派走回武鬥路線的原因，就是赤軍派等新左翼無所屬激進小派系持續不停的「交番襲擊鬥爭」、「爆彈鬥爭」。這些都是新左翼運動前所未有的超過激戰術。這一年的這些行動如下：

1971年一年之內就發生瞭62起爆彈事件，發現、使用瞭336個爆彈，其中有37個案件發生爆彈爆炸。除此之外，夜襲交番並用火焰瓶焚燒交番的鬥爭也屢屢出現。

這一系列氛圍熾熱的鬥爭，讓中核派意識到，為瞭超越「死鬥的調整期」，很有必要賭上自己的全部，大膽地進行鬥爭的飛躍，才能取得突飛猛進的結果。在這種街頭武鬥之間，或許就蘊藏著顛覆日本資本主義的能量。意識到這一點的中核派，繼續投入到激烈的戰鬥中去。

1971年6月15日至17日，中核派與機動隊間展開瞭連續三天的阻止沖繩歸還條約簽字鬥爭，到瞭第三天的17日，明治公園聚集瞭以中核派為中心的約兩萬人的遊行隊伍，而近一萬人的polizei陣容從四面包圍，試圖一開始就把他們封殺在公園內。被困的鬥爭群眾推倒瞭周圍的汽車，推倒瞭公園的樹木，拆下護欄，在公園周圍的道路上設置瞭路障，並放起瞭火。在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新左翼就在這一片自己控制的『解放區』內，與以高壓灑水車和瓦斯槍逼近的機動隊激烈對峙。

在沖突中，有炸彈投向瞭機動隊。由於機動隊被炸彈嚇瞭一跳，場面一度更加混亂。到十點左右，polizei一方下達瞭『全員逮捕』的命令，於是到處都是機動隊和抗爭者的肉搏戰。

另一方面，也有新左翼的人們襲擊孤立的押送車，釋放被捕人員的場面，結果最終逮捕瞭7322人（後來起訴109人），有1108人受傷（重傷九人），其中還包括數百名反戰青年工人。

經歷瞭這次大激戰與三裡塚七月鬥爭的中核派，在1971年8月4日的大政治集會上宣佈，要全體突入當年的秋季大決戰。

在1971年9月的三裡塚農民鬥爭中，通過參與殺害三名機動隊員的「東峰十字路事件」，中核派嘗到瞭淋漓盡致的鬥爭勝利滋味。在這場「九月決戰」中，中核派則以「北總二十萬農民暴動起義」為口號，投入數千人進行鬥爭。他們這樣描述鬥爭的現場和總結這場鬥爭：

在三裡塚鬥爭中眼見農民大獲全勝的中核派，不可遏止地燃起瞭憑一己之力，將國傢權力一下子猛然打倒的狂想。通過狂熱地襲擊資本主義機關及其捍衛者，大大地動搖資本主義社會的計劃一下子就浮現出來。機關報甚至開始號召「殲滅機動隊」：

在1971年的「10·21鬥爭」中，中核派在新橋與有樂町進行群眾鬥爭，其中出現瞭數寄屋橋的polizei大喊著：「要開槍瞭，別過來，真的要開槍瞭」而從一大片群眾中成功脫身的一幕。中核派對此繼續鼓吹革命的流血：

終於，中核派提出瞭自己創立以來理論上規模最大、最為激烈的鬥爭。他們在1971年11月1日提出要舉行「11·14東京大暴動」。

隨著東京大暴動的地點被設定在涉谷，『前進』隨即刊發瞭印有銀行、加油站等地址的詳細涉谷地圖的號外，下面則寫有「燃燒瓶制作方法」、「被逮捕時的心得」等。與此同時，「殲滅機動隊」乃至要殲滅私服刑事的號召也登場瞭，要「殲滅數十人」。就在涉谷大暴動的四天前，沖繩爆發瞭總罷工，中核派以「將罷工變為暴動」為口號，襲擊瞭兩個機動隊小隊，殺害瞭一名機動隊員。

就在1971年11月14日當天，中核派終於全軍奮起，發動瞭日本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後一次的暴力革命嘗試（雖然今人看來較為幼稚）：

以上是『前進』的描述。事實上，那個被「殲滅」的機動隊員因為全身燒傷，第二天咽氣瞭。中核派戰果為一人。中核派損失也是一人，但並不是來自於機動隊——從大阪來到東京參加暴動的中學老師永田典子，坐電車前往澀谷時被機動隊阻攔，手中的燃燒瓶爆炸起火，導致她全身燒傷而去世。

所謂「澀谷大暴動」的事實，就是因為嚴密的警備體制而完全遭到瞭polizei的壓制，最多隻能算是一場小型騷動。中核派最大的一次革命嘗試，就這樣虎頭蛇尾地草草結束瞭。

根據實地采訪的立花隆回憶，在暴動之前，澀谷當天幾乎所有的商店都關門瞭，路上也絕少行人，普通行人無法接近。在距離澀谷幾公裡的地方，polizei就設下瞭檢查站，要求經過者打開後備箱檢查，並警告他們不要進入涉谷，大部分車輛都在這個檢查站轉向或者折返瞭。進入涉谷以後，裡面擠滿瞭機動隊員，澀谷站幾乎被機動隊占領瞭，路上行人隻有特地趕來看熱鬧的人、采訪的記者，和私服刑事。立花對這場暴動的直觀感受是：

根據革馬派的調查，當天中核派其實有更大的雄心壯志，但因為破防法無疾而終：

就在11月12日，中核派全學聯的委員長松尾真被捕，同日中核派在14日申請的集會與由行也被禁止。恐怕中核派也在恐懼，一旦全體適用破防法，自己卻被迫完全轉入地下，而實質上日本社會並沒有提供這樣的空間。為此，他們有意約束瞭自己的行動。

到11月19日，中核派又舉行瞭「日比谷暴動」。中核派的具體作戰計劃是在銀座、新橋地區展開解放區鬥爭，再配合從日比谷地區出發的部隊，在銀座、新橋、有樂町、日比谷一帶制造大混亂。中核派的兵力被分散到日比谷公園內和周邊，但其主力被安置在公園內。

polizei將主力兵力派往日比谷公園，將其完全包圍，一個人也不讓出去。試圖強行突破的中核派和阻止他們的機動隊，隔著日比谷公園的門展開對決，中核派投出瞭三枚炸彈，但都沒有爆炸。

中核派的隊伍在無法離開公園的情況下，選擇在公園內的松本樓餐廳放火。以此為契機，機動隊對公園內的中核派展開瞭搜捕，一共逮捕瞭一千六百人。這種一網打盡式的大規模逮捕，對中核派來說是戰術上的嚴重失敗。polizei一舉逮捕瞭中核派2200名活動傢，導致中核派遭到瞭毀滅性的打擊。日比谷暴動以後，中核派無論是由行還是集會都不被允許，實際上也跟適用破防法差不多瞭。

澀谷暴動、日比谷暴動成瞭中核派最後的大規模革命嘗試，或者也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後一次有左翼團體試圖發動暴力革命。兩次暴動結束以後，新左翼和機動隊在都市區發起大規模亂戰的歷史也到此結束。隨著進入1970年代以來新左翼學生運動的不斷退潮，這兩次暴動也成為瞭新左翼歷史上最後的大規模街頭武鬥。

日本新左翼運動的「六十年代」，到此劃上瞭句號。隨著群眾運動最高峰的度過，新左翼的動員能力與自身具備的運動力量、社會影響力一路下降，有著大眾參與的激進行動已經變得不可能。為瞭打破這種力量流失的困境，位於新左翼最尖端的人們不斷探索越來越激進的主張，越來越傾向於劍走偏鋒，運用精銳的小型團體對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破壞，結果造成瞭從赤軍派到東亞反日武裝陣線的失敗。另一方面，歷史屢屢證明越是走下坡路，不同派系之間爭奪資源的沖突就會越發熾烈。

中核派與革馬派的戰爭，終於揭開瞭序幕。

十一、水山、辻、正田的慘死——全面戰爭的開始

革馬派在1971年的基本戰略，就是迫使包括中核派在內其他新左翼派系解體重組，好讓自己在新左翼陣營內部成為唯一的代表勢力。對於上述的中核派激情踴躍參加的鬥爭，革馬派十分冷漠。

對於三裡塚鬥爭，革馬派認為這完全是農民作為小資產者的私有財產意識造成的，自己完全無關。再加上1970年初，三裡塚芝山機場反對同盟就對革馬派發出瞭宣告斷絕關系的文書，二者之間本來是平行線的關系。但由於進入1971年以後，三裡塚鬥爭越發演變成為社會鬥爭的大問題，革馬派又開始心動瞭，在當年3月末不請自來，襲擊瞭三裡塚野戰病院的車輛。接著在4月6日，革馬派又襲擊瞭在東京日比谷野外音樂堂舉行的三裡塚、北富士連帶東京集會。由於這兩起匪夷所思的襲擊，革馬派不斷遭到反對同盟及其支援團體的譴責決議，愈加孤立。1971年7月和9月的兩次鬥爭高潮中，革馬派雖然也派出瞭部隊，但隻是單獨舉行集會和示威，被中核派稱為不在場證明鬥爭。

中核派自從1969年武鬥路線的大敗北以後，就越來越熱衷於投身到各種社會鬥爭的大眾運動中去，除瞭三裡塚以外，還有北富士演習場的基地反對鬥爭等，與部落解放同盟的部落民解放運動、在日朝鮮人運動、在日塞裡斯人運動、被爆者（原子彈爆炸受害者）運動、殘疾人運動、女權運動保持共鬥。對此革馬派將這種行為稱為「大眾運動埋沒主義」，認為自己既然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就要對這些運動堅持保持批判態度。如果是中核派在和這些運動共鬥，就要致力於破壞二者之間的共鬥關系。革馬派這種對運動執拗的占有欲，不得不說與日共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當中核派為武裝暴動而亢奮不已的時候，革馬派也在一旁大舉嘲笑：

對此中核派如此反擊：

中核派投入很深的三裡塚九月決戰，在革馬派看來是毫無革命性的戰爭。中核派殺害三名機動隊員的第二天，革馬派來到三裡塚時，甚至戴上瞭「虐殺抗議」的頭盔。關於「爆彈鬥爭」，革馬派也完全不屑一顧：

就在這種雙方對彼此路線不屑一顧乃至越發仇恨的情況下，第二名死者終於被獻祭到瞭祭壇上。

這名死者所屬的大學是橫濱國立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本來是中核派的據點，但革馬派卻在校內的富士見寮擁有勢力。由於這個宿舍裡面的空房很多，因此不少其他學校的革馬派學生也住在這裡。

隨著1971年下半年中核派轉入暴動路線，它在橫濱國立大學的活動傢被大量派到校外運動，革馬派隨即抓住瞭這個機會，要在10月20日召開臨時學生大會，試圖一舉顛覆中核派執行部。憤怒的中核派學生隨即反擊，在20日凌晨五點襲擊瞭位於橫濱市南區的富士見寮。革馬派機關報『解放』如此記載這一幕：

這次事件的死者水山也同樣被鐵管、鐵錘毆打頭部和全身，他因為血流不止被抬進醫院，但因前腦、後腦骨折塌陷、上臂、下肢骨折及全身多處挫傷而咽瞭氣。就這樣，水山成為瞭第二名仇殺戰爭的死者。革馬派在事後憤怒地發表題為『革馬恐懼癥——滅絕淪落為殺人狂亂病患者的中核派吧！』的特別聲明：

革馬派宣言「要在特定領導層的責任和控制下，有組織地行使特殊的暴力，獨自地、堅決地、組織化地對池袋派施加鐵拳的特殊鬥爭」，組建瞭名為JAC的特別行動隊，專門為瞭打擊中核派而行動。

以上，就是革馬派對中核派的正式宣戰佈告。

在水山君虐殺事件的當天下午，革馬派派人到中核派的前進社扔瞭六個火焰瓶、兩個發煙筒和幾個鞭炮，隻燒毀瞭咖啡店的一塊遮陽棚。不過，這隻是革馬派復仇的開始。④

革馬派首先在全國召開「池袋派絕滅宣言集會」，大張旗鼓地在社會上、在校園裡、在職場中進行宣傳以控告中核派。另一方面，他們也以實際的暴力進行復仇，先是在10月23日對中核派的東京據點進行攻擊，隨後又在11月1日攻擊瞭中核派杉並區議員的辦事處，「在以北海道、金澤、東海、關西、北九州為首的全國各地，對前進社分社、『據點』大學、流氓無產者（對中核派反戰勞動者的蔑稱）、反戰事務所及其他，公然、周密、連續地展開瞭直接使用革命暴力的滅絕鬥爭」，到處對中核派的據點以及中核派成員進行暴力攻擊。

在這樣的襲擊下，根據革馬派所說：

對此，正在實踐暴動路線的中核派自然十分惱火。他們回應道：

革馬派自然不會放過嘲笑中核派的機會，他們把中核派的暴動路線視作「企圖逃避黨派鬥爭的虛幻逃亡」，大行批判：

又比如：

澀谷暴動、日比谷暴動後，中核派的組織遭到瞭毀滅性的打擊。革馬派終於可以心安理得地說：

不知不覺之間，革馬派已經將自己調整成瞭殺人者的心理。很快，第三、第四名死者在革馬派的手下出現瞭。

就在1971年12月4日早上，革馬派襲擊瞭關西大學，殺害瞭辻敏明、正田三郎兩人。辻敏明是1969年京大鬥爭中時計臺死守鬥爭的隊長——當時與機動隊奮戰瞭46個小時，也是馬學同的副委員長。正田三郎則是中核派同志社大學的支部隊長。他們二人被害的場景，被中核派的『前進』栩栩如生地描繪瞭出來：

中核派對革馬派，也終於發出瞭宣戰佈告：

這裡的「K＝K聯合」，是指中核派認為革馬派與polizei權力一起聯合來攻擊自己（日語發音中革馬與polizei的開頭音都是k）。用他們的話，就是「我們同盟和革馬的對決絕不是某種傾向的差異，甚至也不是新左翼內部的左右對立、革命的一翼和機會主義的一翼的差異。在這種對立中，已經帶有鮮明的階級對立印記」。在中核派看來：

本多延嘉接受立花隆訪問時，也強調說：

1972年元旦的那一天，『前進』發表瞭這樣的論文：

中核派與革馬派旨在相互殺害對方成員的血腥戰爭，到此開始。

尾聲

——1973年，『完全打倒革馬的鐵之進擊——爆發之赤色恐怖的猛攻』，中核派機關報『前進』

在從1970年到1977年的七年時間裡，中核派與革馬派相互發起瞭酷烈的、血雨腥風的戰爭，傾盡全力，以組織的存在為賭註，對彼此施行一切手段的打擊，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彼此成員發動暴力恐怖襲擊。到1975年，甚至連中核派的領袖本多延勝也在傢中遭到革馬派的恐怖襲擊而慘死。兩派戰爭之下，死者大約有100人，傷者更是不計其數。雙方陣營裡的人們也是人心惶惶，革馬派、中核派的總部戒備森嚴不亞於中東地區的遊擊隊組織。革馬派有活動傢坦誠，自己不敢回傢，也不敢回去宿舍（因為回傢而在傢人面前被中核派或者革馬派打的血流滿地的例子數不勝數），隻能在親戚與朋友傢住上一兩晚而到處飄零，他感到極度疲憊。

雙方的調門在戰爭的過程中也越來越高，越來越浮誇，越來越激烈，對對方的指責也越來越離譜，從反歌名分子再到全員CIA間諜。革馬派有一段時間堅持認為中核派已經垮臺，所謂中核派對自己發起的攻擊，隻不過是國傢權力派武藝高強之人偽裝成中核派來襲擊自己，中核派再事後予以追認（他們將其稱為『權力謀略論』）。這裡列出一段中核派的譴責話語，以示雙方的無限上升態度：

這裡則是革馬派殺害本多延嘉後發佈的聲明：

這場戰爭的最大後果，還是使得新左翼陣營的整體聲譽遭到沉重打擊，變得臭不可聞起來。大眾媒體不會報道為什麼新左翼之間發生內鬥（polizei也故意不披露），隻會報道新左翼又因為內鬥有人慘死瞭，這就讓日本社會的小市民對新左翼徹底失去瞭任何熱情的幻想。日本polizei也對雙方之間的暴力襲擊樂見其成，甚至有意無意地進行鼓勵。即使抓住瞭中核派與革馬派的幹部，根據法律polizei也不能處死他們，但隻要內鬥，他們就會死在對方的手上，這是第一贏。革馬派有著很多工人，中核派則有著很多武裝部隊，雙方內鬥可以消耗他們的危險力量，這是第二贏。因為彼此相互攻擊，雙方的機密文件被對方紛紛揭露出來，這是第三贏。雙方內鬥嚴重損害新左翼名譽，這是第四贏。新左翼雙方殘酷的內鬥，其中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polizei。

中核派、革馬派之間的路線鬥爭，顯然是這場仇殺戰爭的起因。其具體的路線分歧，已經被立花隆概括的很好瞭：

這種新左翼之間相互殘殺的殘酷命運，直到1990年代初才宣告結束。

隨著新左翼運動（甚至左翼運動）消失在日本市民社會的地平線上，中核派唯一可行的激進行動，隻剩下效仿赤軍派等，進行terrorist襲擊行動。他們在1980年代放火襲擊瞭自民黨總部（1984年）與polizei宿舍，在國鐵即將被分割民營化時又發起大型同時性鐵道設施破壞襲擊活動（1985年的國電同時多發遊擊隊事件），1986年試圖用火箭筒襲擊G7峰會的各國首腦與爆破天皇的皇居。他們更在1989年發動「天皇決戰」，要「粉碎大嘗祭」、試圖爆破伊勢神宮、襲擊常陸宮正仁親王、爆破新幹線鐵路、襲擊成田機場等。這種「遊擊隊戰爭」並沒能讓中核派更接近革命，反而讓革命離日本越來越遠。

或許是因為這種鬥爭無法持久，到1991年他們終於采納瞭重視工人運動的『五月提綱』，放棄瞭這種有勇無謀的遊擊隊鬥爭，開始走上瞭具有革馬派色彩的道路，註重在工人中發展自己的勢力，但同時也不忘繼續深入參與大眾運動與選舉鬥爭。2006年時，以關西為中心的一部分黨員突然發起「起義」，驅逐瞭關西地方委員會的議長，要求指導部轉換路線。對此強行壓制的指導部反而更加激起地方的反擊，結果中核派從那一年開始分裂為以關西地方委員會為中心的「諸戰線派」（關西派、塩川派），和以清水丈夫議長、中野洋副議長為核心的「勞動戰線派」（又稱central派）。

今天的中核派依然保持這種外向的性質，開設瞭channel頻道，繼續用年輕人也可以喜歡上的方式、或者說可以更多地向外界擴大影響力的方式的繼續著自己的生存。那麼，今天的中核派是怎麼看革馬派的呢？這裡可以查看2018年就任中核派全學聯委員長的高原恭平的言論：

那麼，今天的中核派如何看待革命呢？

中核派今天依然在不斷地吸納有著某種左翼主張的年輕學生，以保持自己的活力。

15年安保鬥爭

革馬派則一直保持著自己內向的地下革命組織性質，堅持在工人中擴大勢力，也堅持自己神出鬼沒的神秘色彩，使得很多關於革馬派的歷史並不為外人所知——近年來革馬派很多時候，甚至在街頭進行由行集會時，也不打出「革馬派」的旗幟。黑田寬一的理論到晚年一路滑向陰謀論（特別是在權力謀略論上），2006年黑田死後，革馬派再也沒有像他一樣理論傢。2019年，革馬派內部以松代秀樹為核心的集團脫離出來，成立瞭革共同探究派，人稱革共同第四次分裂。

當然，革馬派到今天，依然在自己的機關報上堅持不懈地指責中核派，甚至在自己的網站中開設瞭一個專區來辱罵中核派……

①本多延嘉被逮捕前的原話是：

②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中隨著中核派等旗下的青年反戰工人也參與到街頭武鬥之中，武鬥的烈度也上升瞭。雖然中核派的青年反戰工人在「4·28」沖繩鬥爭中，才被學生部隊帶著第一次出現，但到69年後期他們反而在武鬥事件中牽引著學生部隊前進。青年反戰工人為瞭顧慮到自己生活與傢庭一開始多半不願意投身於揮舞著火焰瓶、拿著木棒的生活，但他們一旦下定決心，學生的武鬥的激烈程度是無法與之比擬的。

③其中一份批判書如下：

④革馬派做瞭如下的誇大描述：

此後兩派攻擊對方時，屢屢進行大本營發表，將自己的戰果描繪得極其離譜。

⑤中核派回應如下：

參考文獻：

『平成·令和 學生たちの社會運動 seald、民青過激派、獨自グループ』（小林哲夫）

『中核VS革マル』（立花隆）

『激動 日本左翼史 學生運動と過激派 1960─1972』（池上 彰／佐藤 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