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在建國初期，統治者都采取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有利於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宋朝雖然在對外禦敵上軟弱無能，屢戰屢敗，出現割地納幣求和的被動局面，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其物質文明已經相當發達。宋代的農業、手工業、城市商業的發展都出現繁榮的局面，海外貿易不斷拓展，這為宋代文化的繁榮發展奠定瞭基礎。同時，由於北宋後期和南宋時期社會大動亂，加速瞭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促進瞭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他們在文化上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吸收，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宋朝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元朝統一後，全面推行“遵用漢法”的文教政策，繼續傳承宋代理學，雖然創新較少，但在哲學和宗教等文化上也取得一定成就。

在哲學上，兩宋時期取得最大成就就是創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新的儒學體系——“理學”。“理學”又稱“道學”或“宋學”，它是以儒學為主體，以“理”為宇宙最高本位，將佛傢和道傢的思想滲透到儒傢教化思想中去的理論體系。“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哲學思想的又一次飛躍，對宋代的文學、史學創作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重要的影響，並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影響主導著整個社會人文教化的進程。

理學的先驅者和奠基人是周敦頤。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號濂溪，原名敦實，別稱“濂溪先生”， 湖南道州(今湖南道縣)人，北宋著名的理學傢、文學傢，北宋五子之一。在《太極圖說》中，他認為宇宙的本源是太極。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說明太極的動和靜產生出陰陽，陰陽二氣交相作用而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即“五行”或“五氣”。再由“五行”繁衍出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同時，他又認為：“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可見，他主張“無欲故靜”的道理。周敦頤對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以及封建人倫道德等做出瞭系統的闡析，以此來構築他的理學體系，成為理學後來者的方向。

在理學發展上做出重要貢獻的是程顥和程頤兩兄弟。程顥（1032—1085），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北宋著名的理學傢和教育傢。程頤（1033-1107），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也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傢和教育傢，是程顥的胞弟。他們兄弟二人是河南洛陽人，都是周敦頤的學生，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瞭基礎，世稱“二程”。二程在哲學本體論上的核心思想是“理”或“天理”。他們提出“天者，理也”和“惟理為實”的觀點，認為“理”是萬物的終極本體，是永恒存在的精神實體。並把“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這些封建社會的倫理規范都看成是“天理”的體現。他們把“理”當作人的最高道德準則，強調瞭“理”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

因此，在人性論上，二程認為“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二程遺書》卷15），主張“滅私欲，則天理明矣”（《二程遺書》卷24）的觀點。二程在認識論上，鼓吹唯心主義先驗論。他們主張格物就是窮理，隻有窮理才能致知，認為一切知識“皆出於天”，真正的知識、才能是人頭腦裡固有的，而不是通過實踐獲得的。並說：“人心莫不有知”（《二程遺書》卷11），“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二程遺書》卷25）說明二程的哲學認識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先驗論之上的，他們的學說以“窮理”為主，認為“天下之物皆能窮，隻是一理”，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目的在於“去人欲，存天理”。

可見，二程的理學體系和思想反映瞭北宋理學的基本輪廓，為南宋朱熹創建嚴密的理學理論體系和思想作瞭鋪墊，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及社會人文教化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既產生積極的作用，又產生消極的影響。特別是程頤把《周易》“從一而終”的思想拓展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二程遺書》卷22）的說教，對封建社會後期的婦女危害極大，許多婦女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所以，清朝戴震道出瞭“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的天機。

南宋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世稱“朱文公”，祖籍江西婺源縣，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南宋著名的理學傢、教育傢，儒學集大成者，閩學代表人物，其學術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與孔子並提，尊稱為“朱子”。朱熹是理學大師楊時的得意弟子，楊時號龜山，福建將樂人，曾師從河南洛學宗師二程兄弟，所以楊時被稱為“洛閩中樞”，對洛學和閩學起瞭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後人稱他為“閩學鼻祖”。

朱熹對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北宋五子”提出的理學思想進行系統的創造性的歸納總結，最終完成瞭理學的理論架構，形成瞭具有嚴密思辨結構的新儒學體系。因此，朱熹是中國封建社會自孔子以後最具影響力的唯心主義哲學傢。他的語錄、文集和一些專著被後人編輯為《朱子語類》、《晦庵文集》、《朱子遺書》等。

朱熹理學的思想體系是以倫理為核心，融合儒道佛為一體。他認為“理”是萬物生成的本源，“氣”是構成萬物的材料，理在氣先，氣在理中。在《朱子文集》中，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又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在同一事物中，朱熹認為理與氣是同時存在、密不可分的。他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朱子語類》卷一）他認為理是永恒存在於每一個事物中，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不同的事物之所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秉承瞭不同的“氣”。他說：“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消，如珠在濁水中。”（《朱子語類》卷四）說明瞭產生聖賢之人與污濁之人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稟氣”的不同。

同時，朱子也充分肯定瞭二程“性即理也”的觀點。朱子又把儒傢的倫理論與道傢的宇宙論統一起來，上升為理的本體，以此來論證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合理性。他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朱子語類》卷十）又說：“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朱子語類》卷二十四）朱子的觀點迎合封建統治者的心意，所以成為瞭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

總之，朱子的理學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人文教化中產生深遠的影響，不但提升瞭中華民族的思辨水平，而且對日本等亞洲各國的文化也產生瞭一定的影響。

南宋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陸九淵。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溪人，南宋著名的理學傢和教育傢，“心學” 的開山之祖。他曾在貴溪龍虎山建茅舍聚徒講學，因其山形如象，自號“象山翁”，世稱“象山先生”、“陸象山”。他提出“心即理也”的主張，認為“心”是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說：“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語錄》）因此，他要求人們應當加強“存仁心，去貪欲”的道德修煉，隻要修煉回歸到人的“本善之心”，那麼“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享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象山全集》23卷《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強調瞭“心即理”，善惡皆在人心的道理。他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20卷《雜說》）反映瞭他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

1176年，南宋兩大哲學傢陸九淵和朱熹在江西信州（上饒）的鵝湖寺進行一場大辯論，史稱“鵝湖之會”。 陸九淵進一步闡明他“尊德性”和“發明本心”的先驗論思想。他認為“心即理”是永恒不變的，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來，概莫能外。所以，他認為治學的根本目的就是“尊德性”和“發明本心”，不必通過讀書向外求取。朱熹堅持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主張通過博覽群書和對外物的觀察來引導內心的良知，也就是“道問學”。並且，朱熹認為封建倫理綱常是客觀存在的天理，而陸九淵卻認為封建倫理綱常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 陸九淵指責朱熹的學術思想“支離”，朱熹譏諷陸九淵的學術思想是“禪學”，兩派學術見解爭論不休，很難一致，這就是著名的“鵝湖之會”或“鵝湖大辯論”。

辯論歸辯論，他們二人之間的友誼卻十分深厚，仍然書信往來不斷。1181年，陸九淵在南康造訪朱熹，朱熹請陸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習。陸九淵講《論語》中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聽者都十分感動，至有泣下者，朱熹也當即離座向眾人說：“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陸九淵年譜》）後朱熹又請陸九淵書寫講義，將講義刻於石以作紀念。總之，他們之間的爭論是主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內部的辯論，在否認世界本源的物質性上二人又是一致的。

兩宋時期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張載、王安石、陳亮和葉適。

張載（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後遷到鳳翔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鎮，被尊稱“橫渠先生”。他提出著名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教化思想。他既是理學支脈“關學”的創始人，又是唯物主義一元論的堅守者。他認為“氣”是萬物的本源，世間存在的萬物都是由物質性的氣構成的。他說“大虛即氣”，肯定“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由於“氣”的聚散變化，形成萬物。他著作有《正蒙》、《經學理窟》、《易說》等。他在《正蒙·太和》中說：“氣聚，則離明得而有形；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說明“氣”的“浮、升、動”之性都是陽性，而“沉、降、靜”之性都是陰性。所以“氣”永遠都是在聚散之中，氣聚則萬物成，氣散則萬物亡。又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闡明瞭氣、太虛（宇宙）和萬物之間的關系，說明一切存在物皆是由物質之“氣”產生的。

因此，他認為聖明之人因為已洞悉宇宙之本源，所以能從宇宙觀來理解人的生死觀，從而抱持“生無所得，死無所喪”的人生態度，既不追求佛傢幸福的來世，也不追求道傢長生不老的現世。說明聖賢之人盡力追求的是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正常生活過程。他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氣凝聚而成的，人同樣如此。因此，氣的本性即人的本性，陰陽二氣有清有濁。人性是由陰陽二氣和宇宙本性（天地之性）構合而成。天地之性是人的善性，而陰陽二氣之性因為有清有濁，是人的氣質之性，善惡兼有。所以，在現實社會中，人常常會被氣質之性中的惡性所蒙蔽，而產生無限制的貪欲之念。因此，人要不斷地進行修煉反省，以制人欲，達到變化“氣質”為目的，變“氣質之性”為“天地之性”，以實現從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飛越，也就是達到天地無私的境界，這樣就將人性與天地之性相互通融，使理學本體論的建構獲得瞭宇宙論的理論支撐，有別於唯心主義的理學思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傢、政治傢、文學傢、改革傢。王安石哲學思想的核心是“道”（元氣），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道”分化出來的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構成的，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的生成，豐富和發展瞭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他認為事物是運動變化的，而不是靜止不動的。他說：“尚變者天道也”（《臨川集》63卷《河圖洛書義》），又說“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無已”（《長編》卷269頁）。說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並且每個事物都存在矛盾對立的雙方，從而推動著事物不斷向前發展。他還提出“新故相除”的辯證觀點，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並用這一觀點來考察當時社會人心變化問題，闡明瞭“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作為他政治改革的指導思想。

此外，王安石在文學上也取得較高成就。他的散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他的短文短小精悍、簡潔峻切，名列“唐宋八大傢”之一。他的詩“學杜得其瘦硬”，善於說理和修辭。晚年，他的詩風深婉不迫、含蓄深沉，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傢，世稱 “王荊公體”。如《泊船瓜洲》一詩“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他留存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陳亮（1143-1194），字同甫，原名汝能，後改名陳亮，號龍川，人稱“龍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南宋思想傢、文學傢、詩人，著有《龍川文集》（《陳亮集》）、《龍川詞》。他是“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與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合稱為“浙東學派”。以及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江西學派”成為南宋幾大重要學派。陳亮哲學思想的核心是“物”。他說：“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陳亮集》10卷《經書發題》）說明“物”才是客觀真實存在的，任何道理法則都不能離開“物”而談道說理。因此，他對理學傢把“道”看成是脫離“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本體論持否定態度。他說：“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陳亮集》19卷《與應仲實》）表明“道在物中，理在事中”的唯物觀，與朱子“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唯心觀相對立。

在天理人欲、義利及王霸之辯中，陳亮認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人欲適度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是絕對對立的，“人欲”和“人性”是統一的，所以，他反對朱子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同時，“義”和“利”或“天理”和“人欲”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是相互依存的。他主張在“義”的前提下去獲“利”，在“天理”的基礎上去滿足“人欲”。利是義中之利，人欲是天理之中之人欲。若脫離瞭義去逐利，那就是唯利是圖；若離開瞭天理去滿足人欲，那就是縱欲。因此，“義”和“利”是處於既矛盾又統一的狀態之中。在王霸關系上，陳亮反對“尊王道、賤霸道”，主張王道與霸道的統一。他認為，霸道原本來於王道，王道之中也夾雜著霸道，霸道之中又體現著王道，二者是相互滲透、相互交融，而不是相互對立的。歷代統治者都是將王道與霸道兼容在執政之中，所不同的隻是有所偏重而已。

葉適（1150-1223），字正則，號水心居士，世稱水心先生，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南宋著名思想傢、文學傢、政論傢，永嘉學派集大成者。他主張世界是物質性的，認為理隻能是“物之理”。他說：“夫形於天地之間者，物也。”（《葉適集·水心別集》5卷《進卷·詩》）說明物存在的地方就是道存在的地方。所以“道雖廣大，終歸於物”，“道”是不能離開“物”而存在的。同時，“非知物者不能至道”（《習學記言序目》47卷《皇朝文鑒·四言詩》）說明不瞭解事物也就不能認識它的道和理。在認識論上，他強調對真理性的認識應當以客觀對象為標準和依據。在功利關系上，他認為“仁義”和“功利”是統一的，謀利而不自私其利，計功而不自居其功，這便體現瞭仁義。若絕對否定功利，那麼談仁義也就毫無現實說服力。

葉適一生重教興學，以培養人才為己任。葉適罷職還鄉後，曾經寓居在臺州、黃巖、溫嶺一帶辦學授業，培養出像陳耆卿、吳子良、丁希亮等許多名士，對當時臺州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葉適著有《水心文集》、《水心別集》、《習學紀言序目》。總之，陳亮、葉適功利主義哲學思想正好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反映瞭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元朝統治時期，在哲學和宗教上也取得一定成就。1235年，南宋理學傢趙復被蒙古軍俘虜到燕京（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見。後來元世祖在燕京設立太極書院，專門請他講授程朱理學，培養瞭一大批理學人才。理學思想開始在北方廣泛傳播。許衡、劉固、吳澄三人為當時三大理學傢。他們的理學思想主要是繼承宋代理學，創新較少。特別是他們將“三綱五常”看作永恒不變的教條，具有局限性。因此，新儒學（理學）作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官方哲學，在元朝時，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青睞。從州縣的學校教育到朝廷的考試，都以朱熹對孔孟經典著作的註釋為準，朱熹的《四書集註》成為學子們必讀的聖經。

在元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理學的同時，也出現瞭像鄧牧這樣極力反對理學，反對佛道的思想傢。鄧牧（1246-1306），字牧心，號文行，世稱“文行先生”，自號“三教外人”，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滅亡後，鄧牧隱居在餘杭大滌山中的洞宵宮，終身不仕不娶，著有《伯牙琴》、《洞霄圖志》。在《伯牙琴》中，他多次提到 “道 ”，是對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將對道的理解和對社會政治及人生的思考結合起來，其目的是試圖解決宋元之際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同時在書中，他對暴君酷吏進行猛烈抨擊，並大膽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大小官吏是吃人的豺狼。鄧牧這種無君無臣的民主思想，是對理學的全盤否定和批判。他的烏托邦思想雖然不可能在現實社會中實現，但這種反對官僚特權，主張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識具有時代的進步意義。

在生死觀上，鄧牧認為，生死都是天地萬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可改變的。他說：“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劍首一吷子。”（《伯牙琴》）說明世間萬物都是發展變化的，人的生命的長短是自然發展的必然規律，與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低和貧富無關。他說：“一死一生瞬息間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 又說：“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伯牙琴》）可見，鄧牧的生死觀，是道傢思想的集中體現。

在宗教上，元朝統治者信奉傳統的薩蠻教，同時對其他的各種宗教，隻要不危及其統治，都采取寬容包容和保護利用的態度。在元大都，各種宗教相互並存，各自傳教。當時佛教中最盛行的是喇嘛教。它是佛教傳入西藏後和當地的本教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教派。元朝歷代皇帝和後妃都尊喇嘛為帝師，並親自受戒。喇嘛教的經書是由《甘珠爾》和《丹珠爾》組成，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佛教叢書。《丹珠爾》主要內容包括：聲明（語言文字學）、工巧明（工藝、技術、天文、歷算）、醫方明（醫藥學）、因明（邏輯學）、內明（哲學、心理學）等五明典籍，是西藏重要的文獻資料。

道教在元代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有張天師的嫡系正一教、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教派。而當時全真教的勢力最大，教主丘處機（長春真人）曾應成吉思汗之召出遊中亞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據實撰寫《長春真人西遊記》，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史料。此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元代也有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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