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在過去，中國是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度，經商被人們視為“賤業”。古代有“士農工商”四大行業，“商”被排在瞭最後，甚至有時一提起商人，人們便會想到“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等貶義詞。由於中國古代人們對商業和商人的極度歧視，使商業發展受到瞭極大阻礙，因而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也一直居於弱勢地位，無法與自然經濟相抗衡。

有趣的是，盡管古代的人們重農輕商，商賈在社會上的地位較低，可是商業仍然是致富最快、極富有魅力的一個行業，以至於每朝每代都會出現幾位傳奇性的巨賈，他們腰纏萬貫、富可敵國。他們所經歷的財富故事都給後人留下瞭許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鑒、值得發揚的東西。他們這些“商聖”背後都經歷瞭一個個傳奇性的財富人生，他們所經歷的發傢史一定能給我們帶來積極的啟發和借鑒。

商業始祖——王 亥

慈善商聖——范 蠡

儒商鼻祖——子 貢

智慧商祖——白 圭

營國巨商——呂不韋

堪比財神——沈萬三

第一富翁——伍秉鑒

商業巨族——喬致庸

紅頂商人——胡雪巖

一代錢王——王 熾

Top1 商業始祖——王亥：牛車拉出來一個商王朝

【人物簡介】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華夏商人，商品、商業的締造者，華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閼伯的六世孫，契之後，冥之長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領。甲骨卜辭中稱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僅幫助父親冥在治水中立瞭大功，而且還發明瞭牛車，開始馴牛，促使農牧業迅速發展，使商部落得以強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馴馬發展生產，用牛車拉著貨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開創瞭華夏商業貿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

【經商經歷及成就】

開瞭長途貿易的先河

王亥，作為草原部落的遊牧民族，他們在頻繁遷徙的過程中，逐步掌握瞭役使畜力的各種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創造瞭世界上第一輛用馬牽引的木制車輛。他的先王–相土，用槽喂、圈養之法飼養馬匹，將馬戴上馬籠頭從而馴服瞭野馬，再加上訓練，便讓馬拉車馱物，成為重要的運輸方式。從西北草原遷徙到中原地區之後，到瞭王亥時代，馬拉車、運貨、作戰，根本不夠用。那麼，可不可以讓牛替馬拉車？這是王亥琢磨的問題。最終王亥徹底馴服瞭這種野性十足的龐然大物，進而將它套在華麗的雙轅車上，制造瞭牛車。這便是史書中記載的“王亥服牛”的故事。在王亥的大力推廣下，馴牛技術和牛車開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業進一步發展起來–商族人的生活得到瞭極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極。為解決牛、羊及農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王亥親自駕駛牛車載貨運輸，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換物–這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正是王亥開的先河。從那以後，古道上經常可以見到王亥率領部落成員趕著牛車的壯觀景象：一輛輛載滿佈帛、黍和粟的牛車吱呀吱呀地響著，一群群潔白的綿羊咩咩地叫著，一個個袒胸露背的赤腳壯漢“吼吼”地吆喝著–這綿延的牛車隊伍一路跋山涉水，風雨兼程，從一個部落奔波到另一個部落……從此，王亥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他成瞭當時最富有的部落首領。

再次遠征的慘遇

富有便意味著強大，強大便意味著霸氣，霸氣便意味著攻擊，攻擊便意味著傷害。王亥最後一次遠行貿易，是到黃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從商丘出發，載著貨物，趕著牛羊，長途跋涉到瞭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帶）。有易氏的部落首領綿臣見財起歹意，殺害瞭王亥，趕走瞭王亥的隨行人員，奪走瞭貨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憤，欲為王亥報仇。但由於諸多原因，當時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後，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師，滅瞭有易氏，殺瞭綿臣，為父王王亥報瞭仇。這一勝仗讓富足的商族部落進一步擴大瞭新的勢力范圍。

“商”這個字便是拜賜於他

由於王亥開瞭氏族部落之間長途販運的先河，在他去世後，商族人沿其傳統，利用牛車、馬車的便利條件從事部落間的物品交換，以獲取財富。搞販運的人越來越多，漸漸的，就形成瞭專門從事這行當的職業。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車、馬車拉著貨物遠道而來，進行以物易物的經商活動，感到十分新鮮，就你傳我、我傳你地吆喝著：“商人來瞭，商人來瞭。”其實是“商族人”的意思，時間長瞭，“商人”的意思就發生瞭變化，演變成瞭經商做生意的人，專指經商做買賣之人的統稱。 “商人”一詞一直沿襲至今。而作為最早進行貿易的王亥，便是“商業”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數千年來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商國的國力快速增長。到瞭王亥的第七世孫商湯時期，商國的實力已十分雄厚。當時夏朝的最後一個君王桀荒淫無度，終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整個國傢動蕩不安。商湯經過11次征戰，終於取代桀滅夏，建立瞭商朝，並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縣谷熟鎮）建都。

【經商之道】

“誠信”、“仁義”。在與各國的交易中，王亥堅持以誠信為本，平等交易。根據史料記載，與商國經常交往的有一個諸侯國叫葛國。葛國是個小國，社會落後，資源貧乏，老百姓所需糧食一直不足。商國一直向葛國提供糧食，平等進行各種交易。有一年葛國遭遇天災大旱，地裡莊稼顆粒無收，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快吃光瞭。葛國國君到商國向王亥求援，懇求商國多運送些糧食到葛國，並願意拿出比原來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換。王亥說：“您是商國的老朋友瞭，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斂物”。王亥除瞭繼續以原定的物品與葛國交換糧食外，還多提供瞭些糧食援助。事後，葛國國君向王亥送書一封，其中寫道：“葛國願與商國世代交好，永結同盟”。

【後世評價】

王亥“服牛乘馬，以為專利。這樣就形成瞭農業生產的發展，形成農、牧結合的經濟，使這個部落很快興旺起來，農業的發展促進瞭農業和畜牧業的分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也相應地擴大瞭。因此，商人與其他部落之間的交換也是比較活躍的。王亥的時候，開始利用牛作為負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間進行貿易”。這是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對“相土乘馬，王亥服牛”深遠意義的高度評價。

Top2 慈善商聖——范蠡：功勛、財富，一個都不少

【人物簡介】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國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傢、軍事傢和實業傢。後人尊稱“商聖”。曾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滅吳興越，功成身退。北上經商，居陶，號朱公。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范。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傢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經商致富具有很多經商理論，致富後，肯於幫助別人，威名遠播。堪稱“中華自古商之祖”。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范蠡最後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歲，世人稱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後，族人將他葬於陶山主峰西麓（今山東省肥城市湖屯鎮幽棲寺村），後世的人們來此憑吊他，緬懷他的業績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經商經歷及成就】

棄政從商，名揚四海

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描述范蠡離開楚國後的後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傢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佈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范蠡帶著傢人，泛舟五湖，飄然遠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齊國海畔。為避免身份暴露，他隱姓埋名，自稱“鴟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當地購買瞭一些土地，還親自飼養販賣五畜。等有瞭一定的積蓄之後，就利用天時、地利之便雇人開鹽田，搞漁業捕撈，還兼營雜糧等生意。范蠡開始經營當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類皮毛、糧食藥材等土特產，范蠡對收購來的山貨開始分門別類進行放置，每種貨物還分有等次。根據各地商賈的需求，他先將各類上等貨用牲口運往各個要貨的地點進行出售，收款後，他再購買食鹽、葛麻佈衣等各類日用雜貨運回到鎮上。這樣，他不僅解決瞭當地人日用品缺乏的問題，自己也賺到瞭錢。范蠡善於捕捉市場信息。他經常跟雇工及當地的百姓、鎮上的商賈在一起高談養畜經，闊論市場行情。他對人溫和友善，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災人禍時，他總是樂善好施，常開粥場賑濟災民。災民聽說有這麼一個大善人，千裡之外都趕來投奔他，不久，鴟夷子皮就名揚四海瞭。 范蠡買賣公平，決不會倒賣腐爛變質的貨物，不坑害消費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細水長流，他的名聲能傳遍四方。他就是以這樣的行事風格，在齊地種養經商，勤勤懇懇，在與傢人的齊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積累瞭高達數十萬的財產。

齊王聽說范蠡搞經濟很擅長，又仗義疏財，施善鄉梓，是個賢能之人，便力邀范蠡進宮，請他進國都臨淄做主持政務的相國。范蠡欣然答應。在任相國期間，他大力發展經濟，不僅促進瞭齊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沖抵災年對齊國物資短缺的困擾，也奠定瞭齊國經濟與文化繁榮的基礎。三年之後，齊國民富國強，而這時，范蠡又做出瞭一個驚人之舉：他向齊王歸還瞭相印，決定散盡傢財再次遠走他鄉。他說：“官高招怨，財多招忌，這都是惹禍的根苗。人貧我富，人無我有，如果隻取不施，為富不仁，錢財再多也無益，還不如趁早放棄！”他把財產分散給知交和那些貧苦的老鄉，攜傢捎帶貴重財寶再一次抽身離去。

范蠡舉傢風餐露宿，輾轉來到齊國西南接近宋、衛的陶邑安頓下來。初到陶邑，范蠡自覺逍遙自在，便給自己再次改姓更名為朱公。沒過多久，不甘清閑的他又開始考慮治業大計。他的傢人對他頗有怨言，說：“人人都想富貴，個個都想發財，你偏偏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富貴，還認為錢財無用，現在沒錢瞭又重提這事，你以為錢財這麼好賺啊？”他哈哈一笑，說：“窮富之別，看的是你的心。隻要有心，生財之道無處不有。”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創傢業。由於當時本錢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剛到齊地那樣，平日裡隻做一些當地的糧鹽買賣。好在陶邑四通八達，是商賈往來的必經之地，范蠡自然也從這些商傢那裡找到瞭很多商業靈感。沒過多久，他又在陶邑發傢致富瞭。他富瞭就愛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報，還喜歡幫助窮人一起致富。後來，范蠡又散盡傢財，周濟那些貧困的同鄉老友，為此他還表白說：“其實，在我看來，經商隻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樂趣。錢財是身外之物，貪得無厭往往會適得其反。懂得用錢才能得到錢，這也是生財之道！”

【經商之道】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薄利多銷，無敢居貴。務完物，無息幣，財幣欲具行如流水。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時勢必有盛衰，順其自然，待機而動。農商兼顧，去末取實，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擇人而任時。樂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業經營的最主要目標是“人取我予”,即滿足人們生活與生產的需求,這種需求不僅是多方面、多層次的,而且與時令、季節的關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時機,能提供市場最需要的東西,當然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二、讓貨等人,“待乏貿易”。范蠡運用農業豐歉循環論，調節物資，進行“待乏貿易”，具體說，就是“夏則資皮，冬則資緆（細麻佈），旱則資舟，則資車，以待乏也。”所謂待乏原則就是讓貨等人，不要讓人等貨。要準備別人所沒有的或想不到的，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制高點，占據優勢。

三、誠信經商,“不求暴利”。范蠡經商,不僅善於抓住時機，並且不追求暴利。《史記》記載,范蠡“侯時轉物,逐十一之利。”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張，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而且薄利多銷,不求暴利,細水長流,日積月累,必成大富。這是范蠡成功的秘訣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種經營。范蠡搞經濟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范蠡致富奠定瞭基礎。在齊地,他從事農業和海上經營,到陶後,除瞭經營農產品還倡導多種經營。他曾向魯國窮士猗頓傳授致富經驗:子欲速富,應當飼養五種牲畜。他還提倡養魚,《齊民要術》記載的《養魚經》傳說就是范蠡所作。

五、註重質量,不圖僥幸。范蠡和計然提出一套“積著之理”,就是貯存貨物的原則。他說:“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重視貨物質量,資金要流通,不圖僥幸獲利。

六、埋頭苦幹,勞動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傢人艱苦奮鬥。他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普通的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范蠡坦然改變身份,埋頭苦幹,勞動致富,對傳統觀念做出瞭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啟迪是極其深刻的。

七、盡散其財,富好行德。范蠡經商思想中最可貴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記》記載，范蠡在齊致富後，就曾“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後來經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錢又分給貧窮人和遠房兄弟，受到人們的高度贊揚。范蠡富有，憑借的是自己的勤奮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結，沒有假冒偽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報社會，是中國有記載的最早的慈善傢。

八、陶朱公商訓十二則：能識人：知人善惡，賑目不負；能用人：因財器便，任事可賴；能知機：善貯時宜，不致蝕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觀感自生；能整頓：貨物整齊，奪人心目；能敏捷：猶豫不決，到老無成；能接納：禮義相交，顧客者眾；能安業：棄舊迎新，商賈大病；能辯論：生財之道，開引其機；能辦貨：置貨不拘，獲利必多；能收帳：勤謹不怠，取討自多；能還帳：多少先後，酌中而行。

【後世評價】

功勛、財富，范蠡一個都不少，就連種田、經商也樣樣能成功。他出身貧寒，為越國稱霸中原立下汗馬功勞，卻不留戀權位，在功成之時，名遂身退；他棄官從商，以治國之策治傢，終於成為巨富而名聞天下；他又不貪戀錢財，在巨富之時，19年三致千金。這樣的人不愧為“治國衣臣、兵傢奇才、華商始祖”。司馬遷深為范蠡這種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稱其為“富好行其德”。

Top3 儒商鼻祖——子貢：被孔子稱為“瑚璉之器”的人

【人物簡介】

端木賜（公元前520—456年），復姓端木，字子貢，政治傢，外交傢，中華儒商之祖，官至魯、衛兩國之相。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門十哲之一，春秋末期衛國黎（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傳，孔子病危時，未趕回。子貢覺得對不起老師，別人守墓三年離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論語》中對其言行記錄較多，《史記》對其評價頗高。子貢死於齊國。死後至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經商經歷及成就】

端木賜出生於富商貴族，在孔門三千弟子中，他還是“身通六藝”的七十二賢人之一。與眾多賢人相比，他之所以學而優則商，不僅因為他出生商業世傢，對經商有先天優勢，或許還因為他受孔子學說的影響，要在書生明“義”和商人求“利”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進行學以致用的實踐，他想通過經商來打開學行合一的溝通渠道。

從孔子門下完成學業以後，子貢先是回到衛國當瞭幾年官。不久，就辭官不做，重操舊業，成瞭一個影響更大的國際貿易商人。子貢所到之處，國君們也都與他行平等的禮節，說明子貢這一介儒商做到瞭何等顯貴的地步。頂著孔門高徒的招牌，他在商業競爭中的軟實力和無形資產，也是一般的土財主商人所沒有辦法比的。子貢所到之處，除瞭做買賣，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恩師，到處講孔子的道德風范是多麼高尚，孔子的學術思想是多麼博大精深。

子貢的儒商美譽來自誠信。他雖做買賣，卻不忘儒傢學說；他傢財萬貫，卻富而不驕、富而有仁。《呂氏春秋》記述瞭子貢自己出巨資贖回一批魯國奴隸的善舉，可謂千古流芳。他積極牢記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誨，堅持以誠待人、誠信交易。《論語》多處記載子貢與孔子探討“信”的問題，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沒有“信”一切就蕩然無存，更遑論發財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貢立於不敗之地，達到“憶則屢中”、“義利雙贏”的最高經商境界。

子貢將儒與商結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瞭一番大事業：從國傢的層面上來說，他幫助魯國解除困境，遊說齊、吳、越、晉四國，成功地進行瞭外交上的斡旋，子貢為瞭保護魯國的利益，站在國際關系的高度，充分顯示瞭他作為國際貿易商人的卓越才幹，把商業營銷技巧發揮到瞭淋漓盡致的地步，成功挑起瞭好幾個國傢的連環戰爭，改變瞭春秋後期的國際政治格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子貢益處，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可以這麼說，從他開創瞭中國的儒商這個特殊群體以來，幾千年來。還沒有人能夠在建功立業上，達到他這樣登峰造極的程度。

當他富比陶朱公時，越王勾踐甚至“除道郊迎，身禦至舍”。《史記•貨殖列傳》還載：“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有錢就能使王侯敬畏三分啊。

【經商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內儒外商，為富當仁。以仁為本，以和為貴。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從善如流，嫉惡如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一、善於學習。在端木賜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幹年瞭，但如何經商，如何做個成功的商人，從來沒有賢人做個總結。端木賜拜孔子為師，為以後如何經商打下瞭深厚的理論基礎。孔子是儒傢的鼻祖，精通“六術”，他對經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義以求利”。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端木賜遵循老師的教導，在儒士的明“義”和商人的求“利”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打開瞭溝通的渠道。

二、善於溝通。子貢擅長語言表達與溝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說：“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辯”，連孔子也稱“賜敏賢於我”，可見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之強。如此善辯，做買賣、搞宣傳、打廣告、討價還價肯定沒問題瞭。跑業務全靠一張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傳好，生意也才能做好。

三、瞭解市場行情。端木賜跟著孔子周遊列國時，註意瞭解各國貨物的市場行情，為以後商業做大做強打下瞭深厚的基礎。

四、重情重義，講究誠信。史書記載子貢在終身侍奉孔子的學友子路過世以後，便承擔起侍奉孔子的責任來。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貢有幸成為陪伴老師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見，他對孔子的真誠。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孔子過世三年之後，守靈的弟子們收拾行囊向子貢行揖禮道別，而子貢則回到靈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獨居守靈達三年，才依依不舍地離開。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禮，父母過世，守靈也不過三年，而子貢守孝六年，不可謂不重情重義也。他這種重情重義的精神也貫徹到經商之中，堅持“義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求價格公道，誠信為先，展示瞭儒商的大傢風范。

五、經營有道。子貢擅長預測市場，囤積居奇，堅持人棄我取，賤買貴賣，低入高出的經營策略，加之他能精確地料定市場行情，善於掌握各地的貨物差價，及時隨著市場供需情況轉手而謀取利潤，一致富累千金，這就是子貢的“經營訣竅”。

六、儒商的精髓：信奉儒傢，修升素養，事業有成，內儒外商。子貢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後世評價】

子貢所獨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通人”，從而達到瞭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說子貢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官一體的儒商。《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無驕尚且少有，富而好禮的更是鳳毛麟角，百個當中不知能否有一個。《史記.貨殖列傳》寫道：“夫使孔子名佈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後，子貢富可與諸侯分庭抗禮，勢力不可不謂強大，但他卻並未全部自私其財，而是因勢利導去宣揚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為此前赴後繼、連續不斷、不遺餘力，凡此種種才真正是後人大可貴、大可敬、大可贊、大可嘆、大可表、大可學的地方！

Top4 智慧商祖——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人物簡介】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戰國時人，出生在東周的都城洛陽，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相，期間施展治水才能，解除瞭魏都城大梁的黃河水患，後因魏政治腐敗，遊歷瞭中山國和齊國後，棄政從商。《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傢，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傢和理財傢。其師傅為鬼谷子，相傳鬼谷子得一“金書”，鬼谷子將裡面的致富之計（“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世無可抵則深隱以待時”）傳於白圭。 商場如戰場，隻有隨機應變，巧用計謀，方可立於不敗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戰中，商界仍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為經典，奉“治生之祖”白圭為高人。

【經商經歷及成就】

到瞭戰國時期，經商已經成為洛陽人的重要職業。洛商層出不窮，隊伍非常龐大，他們紮堆的做珠寶生意–這是當時最賺錢的行當。白圭沒有跟風去做當時最能賺錢的珠寶生意，而是另辟蹊徑–從事農副產品的大宗貿易，包括農產品、農村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等。他的這個經營策略，主要是從李悝的“變法改革”中得到啟示：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農副產品的經營將會成為利潤豐厚的行業。白圭認為，“欲長錢，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雖然利潤較低，但是消費彈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一樣可以獲取大利。

白圭也曾苦心研究過陶朱公和計然之策，總結出一套適應時節變化的經營辦法–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言外之意是，當別人不太需要某種貨物時，這種貨物的價格一定會十分低廉，這是買進的時機；當人們急需某種貨物時，其價格一定會上漲，這時就應該賣出。在收獲季節或遇到糧食豐收，農民就會大量出售谷物，這時便可大量收購，然後將絲綢、漆器等生活必需品賣給這些比較寬裕的農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黃不接時，可以適時出售糧食，同時購進滯銷的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為更準確地把握市場行情和變化規律，白圭經常深入市場，瞭解具體情況，所以，他對城鄉谷價瞭如指掌。而實際上，他經商總會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予人實惠。

白圭不同於那些囤積居奇、在荒年以儲存的糧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對在糧食緊缺時蓄意哄抬物價。他認為“薄利多銷，積累長遠”才是商人經營的基本原則，那些隻註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賺不瞭大錢。比如說，當某些商品積壓滯銷時，一些奸商會坐待價格貶得更低時才大量購進，而白圭則用比別傢高的價格來收購；等市場糧食匱乏時，奸商們又囤積居奇，白圭就以比別傢低廉的價格及時銷售，以此來滿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這種經營方法，既保證瞭自己百姓取得經營的主動權，獲得豐厚的利潤，又在客觀上調節瞭商品的供求和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瞭農民、個體手工業者以及一般消費者的利益。白圭為民著想，誠信經營，很快就積累瞭大量財富，一舉成名。

白圭經商不盲目跟風，不人雲亦雲，他對市場信息極為重視，反映也極快，一旦出現機遇，就像兇猛的鷹撲向獵物一般果斷，毫不猶豫地行動起來，絕不錯過任何一次良機。同時，他還能克勤克儉，身體力行，與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創業，是一個自制力極強的人，他絕不會因為賺瞭錢就去揮霍浪費。白圭還強調商人要有豐富的知識，同時具備“智”、“勇”、“仁”、“強”等素質，要求既要有薑子牙的謀略，又要有孫子用兵的韜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嚴厲的團隊管理制度，否則，經商很難有大成就。就是靠這些經商理論，白圭成為後世商人效法和借鑒的榜樣。商人不僅把他奉為祖師爺，宋真宗還封瞭他“商聖”的稱號。

【經商之道】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以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樂觀時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智”、“勇”、“仁”、“強”，誠信為本。

一、預測市場行情。白圭理財思想的中心內容是“樂觀時變”，即預測市場行情變化並據以進行理財決策。他提出瞭“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財決策思想。這就是“貴上極則反賤”的道理。白圭說的“時變”也包括農業豐歉對商品價格和供求的影響。他認為在兇災之年，糧食歉收，但其他農副產品未必減產。因此，社會出現豐年糧價比其他農副產品價格相對較低、災年相對較高的情況。於是，白圭就在豐年買進價格較低的糧食，賣出價格較高的農副產品；在災年則賣出糧食，買進農副產品。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能預測農業豐歉，而不能等到豐歉已表現出來之後。因此，白圭對預測農業豐歉也提出瞭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

二、決策必須加以貫徹。不可遲疑觀望，坐失良機。《史記•貨殖列傳》說白圭“趁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極為生動地描述瞭他理財決策中雷厲風行的精神。

三、要善於用人。怎樣才能選好人？他提出瞭智、勇、仁、強四項要求。這是他的用人標準。他認為，一個好的管理者在與被管理者共事時要“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他已經認識到，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們的人品、情緒、心理有重大關系。因此，在用人時不主張靠強壓和利誘，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們內心引起一種“激發動機”。這一思想今天看來仍然非常先進。

四、處理好財務關系。白圭對“仁”的解釋是“能以取予”，作為大商人，白圭獲取利潤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潤是從交易對手和幫助自己經商的人身上賺來的。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會無處可“取”瞭。他已經認識到，要“予”交易對手一些利益，要“予”幫助自己幹活的勞動者一些利益。財務關系改善瞭，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實現。

五、要薄利多銷。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認為大利不一定要靠經營昂貴商品或靠在交易中賣高價來實現。昂貴的商品非一般人購買力所能及，銷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眾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樣有利可圖。因此，白圭在理財實踐中提出“欲長錢，取下谷”的觀點。“下谷”是指廣大民眾消費的谷物，價格低、利潤少，但銷量大，經營“下谷”同樣可以實現比較大的利潤。

【後世評價】

白圭的自成體系的商業經營思想，對後世產生瞭極大的影響。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幫—徽商還保留瞭許多兩千年前白圭的遺風。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就曾經高度評價白圭，並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後世的商人奉為自己行業的祖師爺，他的經營思想，對今天的經營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經營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棄我取”和“知進知守”的理財思想對現代人理財也有指導意義。以至於在現代，“白圭”仍然是財富的代名詞。

Top5 營國巨商——呂不韋：奇貨可居，志在謀國的風險投資傢

【人物簡介】

呂不韋（公元前292－235年），戰國末期衛國著名商人，後為秦國丞相，政治傢、思想傢，衛國濮陽（今河南滑縣）人。呂不韋是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裡在城南大呂街，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傢產。《史記》中亦有明確記載：“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傢累千金。”他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曾輔佐秦莊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國相邦十三年，其門客有三千人。出身為商人的呂不韋，他開創瞭商人從政的歷史先河，甚至說他改變瞭中國歷史也不過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生意就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作為有史以來的最大投機傢，雖然幾千年過去瞭，但他的一生經歷，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即使到瞭現代社會，他的權術、公關手段、自我炒作的廣告宣傳等做法，仍然是比較前衛的，是夢想成功的人士學習的楷模。呂不韋絕對是一個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風險投資商。

【經商經歷及成就】

囤積居奇、販賤賣貴——趙國巨富

呂不韋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深知經商之道，作為商人，僅僅囤積貨物是不行的，必須在適當的時機賣出去，才能獲利。呂不韋善於賤進貴出，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他為瞭自己經商的需要，還與趙國的達官貴人來往密切，不但能抬高自己的身價，還能給自己帶來很多做生意的好機會。在邯鄲經商不久，就積累起千金的傢產。呂不韋經商時特別留心觀察商情，分析影響生意的各種因素，以便確保決策準確無誤。呂不韋在後來組織其門客撰寫的《呂氏春秋》中有這樣一句話：“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物以稀為貴”。就是說，某個物品供大於求，自然會貶值；而供不應求，則會升值。呂不韋深諳此理，所以他囤積居奇、販賤賣貴，最終成為趙國巨富。

奇貨可居——投資營造帝國

公元前265年，秦國的王孫嬴異人正在趙國當人質。呂不韋經過多方探聽，把嬴異人的身世、傢庭關系、目前處境等瞭解得一清二楚。當他見到這位落魄的王孫時，憑他多年的經商經驗，一眼便看出：多方尋覓的寶貝就在這裡！所以，他不由得脫口而出，留下瞭一句經商名言：此奇貨可居。他想到做到，果真將嬴異人當作瞭商品來投資，以期在幫助嬴異人登上秦國王位後收獲“立主定國”所帶來的無數倍的高收益。但是，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卻有所不知，搞政治絕非如同經商做生意那般簡單。在那個專制時代，如果經商失敗頂多是傾傢蕩產，而搞政治失敗則會傢破人亡，甚至株連九族。因此，雖然呂不韋掌控瞭一段時間的秦國事業，也撈到瞭不少財物，但最終還是賠瞭，而且賠得個幹幹凈凈，落瞭個飲鴆自殺的結局。

【經商之道】

敢於冒險，善於投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風險投資帶來豐厚回報；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貴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一、按照需求與供給的關系的來進行商業貿易。呂不韋具有金融貨幣資本，從事的是投資與貿易商業。用所具有的商業知識，在全國各地瞭解商品情況，主要是知道那裡的產品的熱銷，那裡的產品滯銷，產品的稱缺性，產品的價格與質量、分銷渠道、促銷等。用貨幣資本購買A地價格低廉的產品，把貨物運到B地銷售出去，賺取差價利潤。實際上是按照需求與供給的關系的來進行商業貿易。這一來一往的商業貿易活動為呂不韋積累瞭大量財富與資本，可用富甲一方來形容。　

　　二、促進產業分工。農業經濟是以傢庭為生產單位的經濟，傢庭要種糧食，要織佈，要蓋自己的房子，再加上各個地區生產的物品都不是相同，通過貿易可使每個傢庭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通過與其它人交易，或者通過貿易商人的中間連接作用，人們可以用較低的成本獲得多樣化的物品與勞務。商人在貿易中起著承接、中介、交易的作用，不但通過貿易使參與貿易的傢庭狀況變好，也使商人階層通過擁有財富資本，從而獲得經濟地位。

　　三、以商人階級的身份擠上瞭政治舞臺。丞相職權不小，典領百官，輔佐皇帝治理國政，無所不統。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公元前247年五月，秦莊襄王駕崩。呂不韋的親生兒子贏政繼位，尊呂不韋為“仲父”。權力是一種個人影響他人的能力，由於贏政年幼，實際上秦國的政治權力與影響力都由相國把持。

　　四、采用聯盟、信息控制與印象管理來強化自己的政治權力。第一種策略是結盟，當人們在組織中難以單獨依靠權力來影響與左右其它人時，就會形成一個聯盟。呂不韋參照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的做法。養食客3000多人，形成一種勢力不小的聯盟。這個非正式的群體為他出謀劃策，鞍前馬後，立過不少功勞。還組織知識分子著作瞭《呂氏春秋》。這些行為，為他的政治影響力與地位的鞏固起著強化劑的作用。呂不韋在成功中不斷成長，成熟，不愧為千古第一奇商。

【後世評價】

對於經商來講，呂不韋善於賤進貴出，懂得奇貨可居，但是他經商成功後的輝煌和從政失敗後的悲慘卻形成瞭一個鮮明的對照，這也是他給後人留下的最大遺憾。而他在進行風險投資時的言行，卻非常值得後人進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鑒和揚棄。時至今日，呂不韋所說的“奇貨可居”，已經成為風險投資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他的氣魄之大、信心之強、眼光之遠、心計之深、創意之妙、謀劃之秘、辦法之多、預見之準、收益之豐，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風險投資商，也一點不為過。他以商業手法投機政治的策劃行為也毫無疑問地成為後世風險投資業的鼻祖，是一次絕無僅有的千古嘗試，在中國歷史上寫下瞭濃重的一筆。

Top6 堪比財神——沈萬三：為朱元璋造瞭半個南京城

【人物簡介】

沈萬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榮，世稱萬三，出生於平江府（蘇州）長洲縣東蔡村，祖籍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浙江湖州南潯）。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巨富的別號。元朝中葉，沈萬三的父親沈祐由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沈傢漾遷徙至周莊東垞，後又遷至銀子浜。沈萬三在致富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周莊就是因為有瞭沈萬三，才成為江南著名的古鎮的。他曾支持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曾出資修拓觀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莊受惠於他，南京城的建城，沈萬三還有一半的功勞，因為朱元璋的眼紅而被逼出資與明朝共同建成瞭南京城。沈萬三助築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瞭他兩個兒子的官；在南京還建造瞭“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有瞭舒適的住宅；但不久，沈萬三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瞭他的餘生。

【經商經歷及成就】

土地起傢。元代至順年，沈萬三的父親沈佑舉傢從湖州的南潯遷到瞭蘇州的東垞，即現在的江蘇省昆山市周莊鎮。在這裡，全傢人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墾殖，終於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地主，莊田廣達一千三百多畝。沈佑去世後，兒子們分瞭傢。兄弟遷居之後，排行老三的沈萬三留在瞭周莊的銀子浜，他一方面管理著東垞的莊田，另一方面則開始經營鎮上的買賣。他通過買賣、盤剝方式，獲得瞭大量土地。這種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墾土做法，也是當時元王朝所積極提倡並予以鼓勵的。沈萬三於是通過經營土地的辦法，獲得“貲巨萬萬，田產遍天下”的高額回報。沈萬三靠土地起傢，擁有瞭一定的經濟基礎。

出海通番。元朝統治者鼓勵和發展商業，實行輕商稅的政策，經商的人增多。至於海外貿易，元王朝實行比唐、宋兩朝更為寬松的政策，於是，沈萬三便將目光投到瞭做海內外貿易上。孫邇在《雲蕉館紀談》中說，沈萬三“嘗為海賈，奔走徽、池、寧、太、常、鎮富豪間，輾轉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由此可見，靠土地發傢的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每年的糧食產量可想而知。沈萬三將剩餘的糧食販賣到北方，還販賣到其他缺糧地區和海外獲取效益。同時，沈萬三還在寧、鎮、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獲得豐厚的回報，傢業更加富足。

沈萬三貿易對象是高麗、日本和南洋等地。沈萬三從周莊白蜆江經大運河由劉傢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絲綢、茶葉、陶器、工藝品等特產又深受海外歡迎，因而揚帆遠行，收獲頗豐。我國著名史學傢吳晗曾說過，蘇州周莊沈萬三一傢之所以發財，是由於做海外貿易。所以說，經商致富是沈萬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觀前修街。沈萬三在海外賺夠瞭錢，一度居住在蘇州，發覺城中心的玄妙觀四周，每天香客和遊客絡繹不絕，雜耍藝伶和小攤小販四處雲集，但由於道路狹窄，行人車馬經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觀前營建街市，將道路拓寬，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車馬，又能把建成的店鋪租賃給客商，招徠交易。廟宇旁的樂坊，還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來娛樂。於是他采用瞭茅山石鋪平觀前街，與古城小橋流水的風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後，深得百姓們的贊譽。

資助起義，埋下禍根。發達瞭的沈萬三建立瞭豪宅，過著富裕安逸的生活。當時，張士誠舉兵起義，做上瞭大周國的皇帝。但是，張士誠成立的大周國實在是太小瞭，隻有蘇州一帶的一些州縣。張士誠建立大周之後，也頒佈瞭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萬三這樣的富商大賈。當時，張士誠領兵起義需要大量的財物，作為首富的沈萬三是出瞭不少力的，他帶領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錢捐物，資助張士誠起義，從而使張士誠的軍隊越來越壯大，最終取得瞭豐碩的戰果。從此，沈萬三便一躍成為海外貿易、房地產、地租、高利貸、絲綢業等方面的大鱷，金銀更是多不勝收。此時擁有瞭巨額資財的沈萬三，又開始做起瞭放貸收利這一資本經營的新項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為“資巨萬萬，田產遍於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稱“江南財神”。

但是，張士誠據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屢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對江南地方豪紳給張士誠的支持非常嫉恨。也正是因為如此，埋下瞭朱元璋對蘇州城和沈萬三秋後算賬的伏筆。

南京築城。1368年，朱元璋的大軍終於滅掉瞭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人的軍隊，開始登基稱帝，建立瞭大明王朝。朱元璋稱帝後，他極度憎恨這些為張士誠出力的江南富豪，於是便對江南一帶格外加重瞭稅賦，每畝稅糧定成瞭七鬥五升。又命蘇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時，還籍諸豪族及富民田為官田。朱元璋沒收瞭沈萬三的大批田地為官田。但沈萬三是個精明的商人，便主動拍朱元璋的馬屁，想以此換得太平。不久，他又發現朱元璋建造城墻面臨著嚴重的資金不足。於是，沈萬三突然做出瞭一個驚人之舉，上書自請“助築都城三之一”。為瞭讓朱元璋龍顏大悅，沈萬三自然是傾盡瞭全力。

雲南充軍。朱元璋想：“當初如果不是你極力支持張士誠，我何苦用得瞭八個月才攻下蘇州城？”於是，朱元璋把沈萬三全傢發配到瞭雲南。從此，沈萬三名下20億貫傢當也就都歸瞭皇帝。沈萬三被趕到雲南時，他已經是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瞭。在這富與貧、榮與辱產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間，他從心理上和身體上都難以接受，江南與雲南的生活習性、水土氣候的差異實在太大，簡直是從天堂跌到瞭地獄。沒過多久，沈萬三便支持不住，一命嗚呼瞭。據說，後來他的子孫曾將他的屍骨運回傢鄉，葬於周莊的銀子浜下，總算沒有把屍骨落在異處他鄉。

【經商之道】

勤勞：每件事都要親力親為，力不到不為財。誠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獨具慧眼。機遇：運氣。沈萬三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時。沈萬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時期，他經商的黃金時代應該在元朝。元朝統治者，重征服，輕管理，實行“重農商、輕賦稅”的政策。所以說，當時的政策是比較寬松的。至於海外貿易，元朝實行比唐宋兩朝更為寬松的政策。在這個特定的時期，沈萬三具有敏銳的目光，他慧眼獨具，從事起商貿活動來。他的經商范圍是國內國外雙管齊下，在京杭大運河沿岸開設瞭許多“沈萬三商號”，獲取巨額利潤。同時，他依靠寬松的海外貿易政策，帶領船隊往返於東南亞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葉、西北的藥材以及周莊的土特產咸菜莧運到海外，同時，買回瞭大量的珍珠、瑪瑙、象牙、紅木，賺取瞭巨額差價，迅速暴富起來。

二、地利。沈萬三的商貿成功與周莊具有很強的交通優勢密不可分。唐宋以來，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杭州一帶，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於婁江尾閭的劉傢港是元、明兩代最大的漕糧運轉基地，海外諸國也把它作為很好的交易市場。周莊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連白蜆江，可到蘇州，東通吳淞江，直達太倉，所以沈傢船隊可以在周莊急水江浩浩蕩蕩直達太倉劉傢港。有的沿京杭大運河北上經商，有的向東南出海貿易。優越的交通使得沈萬三奔行於內地和國外各大商貿城市之間，於是，他的“聚寶盆”裡盛滿瞭來自各地的金銀財寶。

三、人和。多年的創業使得沈萬三擁有瞭一定的資本，也擁有瞭一個“企業集團”。他是窮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勞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創業難的道理，自然會將他的經商理念傳授給手下人，於是就形成瞭一種良好的“企業”精神。加之，他借助於姑蘇王張士誠的權勢，使自己在國內外的商戰之中，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後世評價】

沈萬三傢族的崛起和衰落確實令人噓唏。沈萬三憑借經營上的傑出才華，運用誠信的操守、敏銳的洞察力、機智過人的膽略和變化多端的經營策略，白手起傢，打造出瞭一個超一流的‘企業帝國’。但是，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最終財富給沈氏傢族帶來瞭災難。沈萬三一生用錢開路，一擲千金，奢侈無度。從他自己的立場來講，也許是為瞭討好皇帝，好讓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財富。這在張士誠時代他是成功的，的確斂聚瞭更多的錢財，而在朱元璋時代卻失敗瞭，敗得傢破人亡。究其原因，還是由於沈萬三有瞭錢財就自認為可以藐視一切，錯誤地認為錢是萬能的。但沈萬三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他的勤勞、聰慧、勇抓機遇、敢於創新的品行卻是值得後人學習的。同時，沈萬三的創業精神也在影響著後人，催人奮進，創造佳績。

Top7 第一富翁——伍秉鑒：19世紀中國的世界首富

【人物簡介】

伍秉鑒（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於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傢開始參與對外貿易。1783年，伍國瑩邁出瞭重要的一步，成立瞭怡和行，並為自己起瞭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1801年，32歲的伍秉鑒接手瞭怡和行的業務，伍傢的事業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鑒成為瞭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他借出大量的數目給外國商人(每次百萬銀元)以交換部分的船隻出貨。他也是公認的慈善傢，捐贈第一個鴉片戰爭後的一百一十萬兩賠款的銀元。在那個時期，伍秉鑒名聲遠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過生意來往的美國人建造的官邸懸掛著。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瞭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獨伍秉鑒是以純粹的商人身份出現，所以伍秉鑒也是人們最關註的焦點。

【經商經歷及成就】

　　廣東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從而給行商們帶來瞭巨大的商機。在此後的100年中，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瞭40%的關稅收入。所謂的“十三行”，實際隻是一個統稱，並非隻有13傢，多時達幾十傢，少時則隻有4傢。由於享有壟斷海上對外貿易的特權，凡是外商購買茶葉、絲綢等國貨或銷售洋貨進入內地，都必須經過這一特殊的組織，廣東十三行逐漸成為與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並立的行商集團。在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中，廣東十三行中湧現出瞭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盧文錦、伍秉鑒、葉上林等，以至於當時就流傳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說法。在後世看來，這些行商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廣東十三行這個商人群體迅速崛起，與兩淮鹽商、晉陜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接手怡和行。在廣東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鑒而揚名天下。1801年，他從父親手中繼承瞭十三行中的怡和行，開始瞭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

在產業經營方面，伍秉鑒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且其投資活動並不僅限於中國，伍秉鑒是個商業奇才，在他經營怡和行時，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瞭緊密的聯系。他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貿易發財致富。他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瞭緊密的聯系。1834年以前，伍傢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都達數百萬銀元。伍秉鑒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常向伍傢借貸。東印度公司負責人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大量的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鑒保管。正因為如此，伍秉鑒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學者更稱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13年，怡和行終於被列為總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為廣州十三行的領頭人——總商。此後數十年，伍秉鑒一直居於行商的領導地位。

參與美國的證券和鐵路建設的投資。伍秉鑒獨立購買瞭美國的證券，並且向美國的鐵路建設進行瞭多次投資。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時，也為自己換來瞭更多的收益，使他成瞭一位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首領。另外，伍秉鑒還憑借自己雄厚的財力籠絡其他行商。從1811年起，伍傢就利用其雄厚資金，協助英商公司向瀕於破產的大多數行商進行放債，其債款數額就高達二百餘萬元，使大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都願意聽從伍傢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漸成為瞭一個令人敬仰和羨慕的大型跨國財團。

投資眼科醫院，載入史冊。1835年，第一位美國傳教醫生伯駕來到廣州，開始瞭美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伯駕要想創辦一個相當規模的眼科醫局並非易事，所以他找到瞭當時號稱“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鑒。面對伍秉鑒，伯駕把創辦眼科醫局，並以此作為拯救中國人民的途徑向伍秉鑒講述瞭一遍。伍秉鑒念他處處急中國人之急，想中國人所想，便答應捐出10萬元銀元建立醫局。他所創辦的醫局不收取任何醫療費用，醫局逐漸成為初具規模的西醫院，並正式命名為博濟醫院，此名沿用至今。雖然伍秉鑒的這次投入沒有任何利潤，但他因此獲得瞭極高的聲譽，使他在以後的商業活動中更加順利，並載入瞭中國的史冊。

世界首富。經過伍秉鑒的努力，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同文行成為廣州十三行的領袖。伍傢所積累的財富更令人吃驚，據1834年伍傢自己的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也不過資產700萬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建在珠江岸邊的伍傢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接觸英鴉片商被林則徐懲處，承擔賠款走向沒落。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盡管伍秉鑒曾向朝廷捐巨款換得瞭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由於與英國鴉片商人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還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巨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而伍秉鑒一人就承擔瞭100萬銀元。

1843年9月，風燭殘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鑒，溘然長逝，終年74歲。他與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起消失。後來，英國人把他同林則徐的蠟像一同陳列在倫敦名人蠟像館裡，但在中國，他的名字再少有問津。

【經商之道】

要有超前意識，嘗試投資新領域。多方投資，做大蛋糕。恩威並用，駕馭身邊的人。誠信，信譽是最大的財富。以質取勝，才是經商的高手。

一、“征服”貿易夥伴，廣結善緣，建立友誼。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1805年，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鑒卻收購瞭這批棉花，也因此虧瞭1萬多元。有人因此認為他“天生性格謙恭順從”，並以習慣思維揣度他面對洋商“膽小如鼠、懦弱無能”，但事實上，伍秉鑒卻憑借這樣的做法廣結善緣，與許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誼，而且彼此信賴——這種相互信任在無契約基礎的貿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為關鍵的。

二、誠實、親切、細心、慷慨的心態。一位欠瞭伍秉鑒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傢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瞭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這份“慷慨”中還讓對方感受到瞭他的“細心、親切”。

三、工於心機，精明大度。有記載說，他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餘萬元期票中計算出的利息，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當時的外商極為驚訝——這也是雙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礎。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鑒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盡管伍傢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因為他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資助，恩威並施，註重駕馭籠絡。伍秉鑒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的重要客戶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鑒經營，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還向伍傢借貸。伍秉鑒在擁有足夠財力後，很註重駕馭籠絡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鑒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後世評價】

以義取利是伍秉鑒的為商之道。商譽就是市場，寧可忍一時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樹立自己的商譽，保證長期的持久利潤和品牌信譽。伍秉鑒在用中國傳統商道運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撐和規則意識。伍不自覺地涉足瞭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行業，卻缺乏自省，但不能轉變傳統商業觀念，在制度上有所創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伍也脫離不瞭時代的束縛。同時代的商人大多在義與利之間掙紮，伍的區別在於因為其擁有巨大的財產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作為一名政商夾縫中生存，利用特權獲得成功的末代商人，伍秉鑒的名字在今天已經鮮為人知。後世學人多不待見伍秉鑒，其中種種評價，貶多褒少。可是回到那個時代，又有幾個商人能走出和伍傢不一樣的道路？那個時代的商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伍秉鑒已經達到瞭。秉鑒去世後，嶺南名士譚瑩撰寫碑文：“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傢；臣本佈衣，身系興亡之局。”美國人亨特曾寫道：“這位舉世聞名的公行最後的頭人，與拿破侖、威靈頓都生於1769年”。能與拿破侖、威靈頓相提並論，也確實夠有名氣的瞭。

Top8 商業巨族——喬致庸：貨通天下、匯通天下

【人物簡介】

喬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山西祁縣）人，喬傢第三代人，喬傢第四位當傢人，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是喬傢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傢族的繁榮立下瞭大功。

喬致庸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在傢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開始掌管喬氏傢族生意。在他執掌傢務時期，喬氏傢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至清末，喬氏傢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傢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傢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瞭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傢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被專傢學者譽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他是喬傢門中最長壽的人。

【經商經歷及成就】

棄文從商。喬傢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瞭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後來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喬致庸出生時，喬傢傢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瞭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然而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傢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瞭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傢族生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

創辦銀號。當時喬傢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瞭平遙的日昌升票號，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喬致庸利用喬傢的資本一氣開瞭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瞭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裡也可以說首屈一指。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傢口、歸化、包頭，東北至沈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傢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傢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瞭頂峰。

【經商之道】

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國有句古訓：“商道即人道”。在喬致庸看來，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經商之道排列為“講義為先，守信次之，而後方為取利”。這種經營思想在具體做法上的表現就是：寬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幫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與”，不虧夥計。

二、誠信行天下。商場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計謀和策略的運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誠信和品質更為重要。企業的聲譽是一種無形資產，良好的聲譽可以給企業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縱觀喬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無一不和兩個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那就是“誠信”。從商貿到金融，喬傢實現“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縱橫天下的商業誠信。喬傢開辦之初就宣稱“以勤儉誠信為本”，“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此做為經營理念，當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時，喬致庸寧願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損失，也要無償退貨換貨，毀銷假貨，以挽回商譽。

三、註重品牌管理。喬致庸販茶的過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圖，在武夷山的茶磚上印下瞭大德興的標記，在恰克圖的貨物上印下瞭復字號的標志，這讓茶民和牧民們記住瞭喬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記住瞭喬傢的產品。喬致庸疏通茶路的過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過程。大德興茶票莊最終能夠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戰略願景上，喬致庸提出瞭“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宏願；在品牌的識別上，喬致庸在茶磚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價值上，喬致庸表現瞭“服務天下”的承諾；在品牌延伸上，喬致庸把絲茶生意品牌轉移到瞭票號生意上，等等，這些舉措都是現代品牌管理的先進理念。

四、知人善用。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上瞭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馬荀，並讓其做上復字號大掌櫃；懲辦通順號胡麻油事件，果斷的辭退瞭違反店規招聘夥計任用私人的通順店掌櫃顧天順；看中賣花生米的孫茂才，高薪聘任為“市場總監”，幫助喬傢擺脫危機，並最終穩住瞭喬傢的產業；閻維藩，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升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傢，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傢，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恒票號總經理。等等。這些事例無不體現瞭喬傢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賢，用人所長，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親屬不善於經營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業文化。喬致庸的格言“貨通天下、匯通天下”可以看成是喬傢企業文化中的願景；而“服務天下、為國為民”正是喬傢企業文化當中的使命；“以義治利，誠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長存”則是喬傢企業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除瞭這些文化理念外，喬傢還制定瞭嚴格制度規范來保證企業文化的落地。喬致庸自接手傢業之後便立下瞭嚴格的傢規，例如：學徒四年以上出師，願在本店當夥計者，一律頂一厘身股，此後按勞績逐年增加；分號和總號各自獨立經營，獨自核算，自負盈虧；再如喬傢所有員工，包括東傢本人必須戒五毒，戒懶、戒驕、戒貪，等等。如此這般，一共頒佈瞭二十條店規。其中的壓軸條款更創下瞭商規中的典范——任何時候不得與任何相與商傢爭做霸盤。

六、官商結合，對人脈的經營投資。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註意交結官府。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隻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陜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據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瑯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借此大壯聲威，擴大瞭影響。

【後世評價】

喬致庸悟出“貨通天下”，必須通過“匯通天下”來實現時，他的“天下觀”開始就把自己引向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激烈沖突的悲劇之途。中國近代，雖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逐步成為一個時尚的口號，但更多情況下則是亡時有責，而興時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蒼生隻能仰仗天子隆恩。在這種國情之下，不論是“貨通天下”也好，還是“匯通天下”也好，與正統的皇權統治思想肯定是有沖突的。什麼是悲劇？在文學傢的字典裡是這麼定義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與現實的不可能性的沖突。用這個定義來解釋19世紀山西票號最終由盛而衰的悲劇，看來是再合適不過瞭。

Top9 紅頂商人——胡雪巖：紅頂商人之路，經驗教訓多

【人物簡介】

胡雪巖（1823-1885年），清代紅頂商人，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商界名人，幼名順官，字雪巖，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錢莊”做跑街，後因擅自借錢給官兵被開除後在湖州買賣糧食為生，後在杭州設銀號，又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並開辦瞭胡慶馀堂中藥店，留傳至今。

他的經歷充滿瞭傳奇色彩：他從錢莊一個小夥計開始，通過結交權貴顯要，納粟助賑，為朝廷效犬馬之勞；洋務運動中，他聘洋匠、引設備，頗有勞績；左宗棠出關西征，他籌糧械、借洋款，立下汗馬功勞。幾經折騰，由錢莊夥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構築瞭以錢莊、當鋪為依托的金融網，開瞭藥店、絲棧，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白手起傢，憑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國商史上寫下瞭燦爛的一筆。他懷著一顆愛國之心，協助左宗棠興辦洋務，以圖強國；懷著一顆仁厚之心，開辦胡慶餘堂，以圖濟世救人。終其一生，他以仁義經商，對當今的商人仍有借鑒意義。但他生活荒淫無度，又不諳政界之道，終於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終錢財散盡，黯然離世。

【經商經歷及成就】

白手起傢。胡雪巖幼時傢境貧寒。為瞭養傢糊口，作為長子的他經親戚推薦，進錢莊學徒，從掃地、倒尿壺等雜役幹起，三年師滿後，就因勤勞、踏實成瞭錢莊正式的夥計。正是在這一時期，胡雪巖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一躍而成為杭州一富。王有齡，宇雪軒，福建侯宮人。在道光年間，王有齡就己捐瞭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後胡雪巖慧眼識珠，認定其前途不凡，便資助瞭王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後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瞭糧臺總辦。王有齡發跡後並未忘記當年胡雪巖知遇之恩，於是資助胡雪巖自開錢莊，號為阜康。之後，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瞭許多的店鋪。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巖大發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瞭釣，大量的募兵經費存於胡的錢莊中，後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瞭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為今後的發展奠定瞭良好的基礎。

1862年，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晌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飽短缺等間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於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巖又緊緊地抓住瞭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爭環境下，出色地完成瞭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瞭左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後，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他在經辦糧臺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餘，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勾結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瞭約千餘人、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代、紹興等地。

胡雪巖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巖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復名寺古剎，收鹼瞭數十萬具暴骸；恢復瞭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瞭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

晚清洋務運動中，胡雪巖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從中獲得瞭大量的回傭。毫不誇張地說，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著胡雪巖極大的功勞。另外，在官府的支持下，他順理成章地操縱瞭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

到1872年，阜康錢莊的支店達到20多處，遍佈大江南北。資金有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他曾被授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成為一個典型的官商，也是當時最紅火的人物。隨後他於1876年在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餘畝建成瞭膠廠。

開辦胡慶餘堂。早在1875年由於戰亂、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劇增，人口負增長之時，胡雪巖便己打定救死扶傷的主意。他邀請江浙一帶的名醫研制出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贈給曾國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災區民眾。胡雪巖在全盛時期開創的胡慶餘堂將他救死扶傷的對象范圍擴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巖的主持下，胡慶餘堂推出瞭十四大類成藥，並免費贈送辟瘟丹、痧藥等民傢必備的太平藥，在《申報》上大做廣告，使胡慶餘堂在尚未開始營業前就已名聲遠播，這正是胡雪巖放長線釣大魚的經營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費換來的是成倍的利潤。

胡慶馀堂雪記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有400餘個，精制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那時戰爭頻繁，疫癘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很受老百姓和軍隊的歡迎。此後，胡雪巖親筆書寫瞭“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胡慶馀堂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瞭推動作用。

西征舉借。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陜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共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隻好奏請惜洋款救急。自然，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一重任落在瞭胡雪巖肩上。胡雪巖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額為一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而利息至少占總數的一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一借款舉動是值得的。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巖也無法脫俗，他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艾利息之間的差額，吃瞭“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艱難時刻，胡雪巖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瞭他的愛國之情。雖然，我們常常把奸字與商字連在一起，甚至更有無奸不商一說，但就事實而論，生意場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巖算得上其中之一。

慈善愛國。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並未忘記他的發跡之地——杭州，為杭州百姓做瞭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瞭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系，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並因此博得瞭“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陜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瞭胡雪巖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己達二十萬兩白銀。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瞭汗馬功勞，並借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一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衰敗沒落。1882年，他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瞭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為海關和海運操縱在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天，他被迫賤賣，虧耗瞭1000萬兩，傢資去半。加上周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到瞭十一月，各地的商號紛紛倒閉，傢產變賣，胡慶馀堂易主，宣告關門倒閉。接著，慈禧太後下令將他革職查抄，嚴追治罪。胡雪巖遣散瞭姬妾仆從，開始善後。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一貧如洗，從原點出發，最終又回到瞭原點。但是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經商之道】

五字商訓：天、地、人、神、鬼。天為先天之智，是經商之本；地為後天修為，靠誠信立身；人為仁義，懂取舍，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神為勇強，遇事果敢，敢闖敢幹；鬼為心機，手法活絡，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胡雪巖的成功，在於其獨樹一幟並自成體系的經商之道，可以歸結為“信、義、勇、勢、人”五個字。

一、講個“信”字。信源於誠，故謂之“誠信”。一個成功的商人必是視信譽為生命、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的人。胡雪巖也深知“誠信至利，欺詐招害”的道理，在經商中堅持做到：一是以質取“信”。在胡慶餘堂創辦之初，就親自立下瞭“戒欺”匾：“凡百貨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二是以服務取“信”。一流的企業還應有一流的服務，對此胡雪巖也是十分較真的。他要求員工不但服務應熱情、周到、誠實，還應精通業務。一位即將上前線的駐浙綠營兵羅尚全，慕名登門存一萬兩銀子，聲稱不要計息、不要收據、三年後來取，但不幸陣亡瞭。胡雪巖得知後，在毫無憑據情況下，主動連本帶息付予羅的傢人一萬五千兩銀子。

二、取個“義”字。胡雪巖主張商人應當“重義不輕利”，講究“仁義”是他的商業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核心，以此取得民心，誠服員工。他有一句名言謂之“一碗飯，大傢吃，花花轎兒人抬人”，這就是商事中的互惠“雙贏”原理。他常主動給藥農貸款，面對洋商刁難蠶農壓價收購蠶絲時，敢冒風險以較高價購入。尤其在成為巨富後，更熱心於賑善扶危、興辦公益事業。在清軍攻克杭城後，餓殍遍地，饑民滿街，他不但收葬殘骸上萬具，還捐米萬石，施粥施藥，由此博得瞭一個“胡善人”的美名。

三、謀個“勇”字。有勇無謀乃“莽勇”，難成事，有勇有謀謂“智勇”，成大事，故我們需要的是“智勇”。胡雪巖就是這樣一個善於謀勇的人，足以佐證的一例是在上海的絲業上敢於與洋人較勁。這在當時常人對洋人或視為祖宗拼力討好、或視為怪物不敢接觸的情勢下，誰敢與之鬥法，故此上海的絲業長期被洋人壟斷。胡雪巖就不信這個邪，但他不蠻幹，不打無準備之仗。為此他專門找人下鄉學習絲的生產、儲藏等知識，派人到上海瞭解絲的行情，招集瞭一批精明能幹的夥計，說服瞭江、浙、滬的各大絲商，聯合起來組成絲業商會，主張一致對外，有生意大傢做，有利大傢沾，不能自己拆臺，好處給瞭洋人，並設法取得官府的支持，逼得洋人屈服，最後以高價收購瞭他們屯積的蠶絲。

四、借個“勢”字。胡雪巖認為經商應放眼光，放膽量，看得遠，走得寬。商人不但要看到一縣、一省乃至全國，還要看到國外，敢於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業，故此他能從錢莊起步發展到銀號、當鋪，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已在上海、廈門、寧波等全國著名商埠開設瞭二十一傢銀號，在江浙、兩湖開設瞭二十六傢當鋪，且多屬當地資本最巨者。後又涉足蠶絲、軍火、外貿等行業。龐大的金融網為他的經商提供瞭資金保證，而商貿業的聲譽又促進瞭金融業的發展。由於各業互相呼應，因此越滾越大，諸業興旺。他敢於結交官場、商場、洋場甚至江湖草莽等多路諸侯，為其所用。處在當時的社會，又逢兵荒馬亂的年月，經商沒有官場的庇護是寸步難行的，不結交幾個草莽英雄是難以安生為業的，而如果沒有商場甚至洋場的相互利用和合作也是做不瞭大買賣的。

五、用個“人”字。胡雪巖對人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以錢賺錢算不得真本事，以人賺錢才是真功夫”。因此他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在用人上很有些獨到之處。用人先要關心人。他常說“人心都是肉做的，我當你自己人，你才會把我的事當自己的事去做”。知人善任，務使人盡其才。胡雪巖也深諳此道，他認為，用人宜取人之長，不應求全責備，並不是長期起作用的人才算是人才，在關鍵時刻、關鍵場合能起作用的人更是難得的人才，應千方百計得之用之。如聘請退居的官紳，啟用曾任洋行的代理，重用競爭對手的人才等等，這些人常能起到常人不能代替的作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後世評價】

清人顧嗣協曾有詩：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取短，智高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胡雪巖先後經歷清道光、咸豐、同冶、光緒四朝。俗話說“時勢造英雄”，胡雪巖生長的時代正是清廷內憂外患，國庫空虛、極需商人扶危救時。他的一生極具戲劇性，短短的幾十年裡，他由一個錢莊的夥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於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以“仁義”二字作為經商的核心，善於隨機應變，卻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大行義舉，在贏得美名的同時，也得到瞭心靈的滿足。他經商不忘憂國，協助左宗棠西征，維護瞭祖國領土的完整。在救亡圖強的洋務運動中，他也貢獻瞭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瞭卓越的功勛。特別是最後三點，讓他在中國商史上留下瞭不可磨滅的印記。

Top10 一代錢王——王熾：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人物簡介】

王熾(1836～1903年),字興齋，漢族，彌勒縣虹溪人。青年時鬥毆殺死表兄薑庚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資本主義在西方已興起，生活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國商品經濟萌動的態勢，投巨資於剛興起的銀行票據匯兌行業，以昆明“同慶豐”錢莊為龍頭，在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及香港、越南、馬來西亞設立分行，數年經營，成為滇中富商。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紅頂商人”，晚清名臣李鴻章曾稱其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作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雲南彌勒人王熾的一生充滿瞭奇跡。曾經，錢王王熾的名字響徹大江南北，可嘆的是，如今很多人隻知胡雪巖卻不知有王熾。王熾一生以利聚財，以義用財，以儒治商，愛國忠君，以驚人的經商天賦和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錢王…… 王熾究竟有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同慶豐”在鼎盛時期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場卻是不爭的事實，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之雲南金融業的開山鼻祖。英國《泰晤士報》曾對百年來世界最富有的人進行統計，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熾。王熾成為清末巨商的歷程，有著無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色彩，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勇於拼搏創新，是王熾能夠在眾多經商者中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熾死後歸葬故裡，墓地選在連綿千裡的烏蒙山這條巨龍的上嘴唇上，氣勢超過昆明園通山上的雲南都督唐繼堯墓。

【經商經歷及成就】

發傢起源。王熾自幼聰明好學，因傢境困難，王熾不得不離開私塾，跟著大人做起瞭小本生意。王熾無從傢鄉收購土佈等運到竹園、婆今(盤溪)等地販賣，又從那些地方采購紅糖回傢鄉銷售。這樣來回都有生意，資金周轉很快，加之王熾很能吃苦，也知道節儉，沒有幾年，他就積攢瞭紋銀百多兩。

王熾有瞭資本，生意日漸興旺。他擴大瞭經營項目和經營范圍，由此開始組建自己的馬幫，在建水、瀘西、師宗、丘北一帶往返販運土雜百貨。由於王熾膽大機敏，為人俠義，至他20歲餘時，他傢已成殷富人傢，已在滇南一帶小有名氣，人稱“滇南王四”。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間，王熾在省城昆明開設“同慶豐”，經營匯兌存放款事業。此後生意越做越大，數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雲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載：“本省同慶豐、外埠天順祥為雲南幫中傑出票號……兩號為虹溪王熾創辦……同治十一二年間，先在省垣設立同慶豐，日漸發達，仍親赴重慶仿山西幫規例，改組天順祥，營匯兌存放款事業，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逐漸推廣。京都、上海、廣東、江西、漢口、常德、重慶、成都、敘府、貴陽等均有天順祥票號。總號有資本十萬兩，京都分號有三萬兩，其馀各一萬兩……咸同滇亂與中法涼山之役均籌墊餉款，獲利甚巨。故資金充裕、款項靈通。兩號信用大著，凡協款、丁銀、丁賦均歸其專辦。”至光緒中後期，天順祥分號已遍及全國22個行省中15個行省的大中城市。號稱“南幫之雄”，與西幫三晉票號並駕齊驅而馳名於國內。王熾締造的以金融票號業為主幹的商業帝國，享譽一時。美國《時代周刊》曾將其列為西元十九世紀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經商有道，且膽略非凡。同治末年，川東道庫急需向四川佈政司解繳白銀三萬兩而一時無法湊足。道署在重慶間川幫商界洽借，但無一傢願意借給。官員們情急之下找到天順樣，沒想到王熾竟一口應承，並且不要利息。使官員們大為驚嘆，認為天順樣膽魄超人，實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緒六年(1880年)，唐炯奉命督辦川省鹽務。他為改善川鹽生產設備，急需白銀十萬兩。由於佈政司無銀可拔，唐炯隻得到重慶向商界籌集。然而，商賈們認為，鹽茶道借款雖有鹽井可擔保，但發展鹽務並非三五年可見效，何時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風險太大，都不敢貿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員張海槎是雲南人，向與王熾交厚，便自告奮勇來找王熾。王熾權衡利弊，又與親信商量之後，便答應在七八天之內即可借出十萬兩交鹽茶道使用。唐聞之，喜出望外。第二天，張海槎把王熾請到唐府。唐炯以禮相待。話間再三問及借款之事有無把握，王熾說，不出十日即可送來，決不會壞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頓釋，並告之其匯費每百兩年息隻給三兩，王亦無他議。王熾回莊後立即組織清點天順祥號內存餘，不敷之數，以需辦貨為辭，密向西幫票號和生意幫以及同鄉富有者籌借。由於王熾平時信用昭著，故能有求必應。隻八天，便將十萬兩白銀全數籌足，並特意安排挑夫百餘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至官府送銀，一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巨款一事。經過此舉，王熾身價百倍，在生意場上名聲日增，且與官府關系也日益密切。

富甲全滇。“天順祥”的一炮打響使王熾身價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瞭唐炯作為政治靠山，並由此走上瞭“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跡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生意做得得心應手。隨後，王熾與席茂之分夥獨自經營，在昆明創設自己的“同慶豐”商號，並改組“天順祥”，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 “同慶豐”以匯兌業務信用好而成為民間和官府承辦匯兌的首選。很快，錢莊以長江沿岸為線，在國內各大城市逐步增設分號，成都、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貴陽、廣州、承德、北京等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都有設置，鼎盛時期在香港、、越南、馬來西亞亦設有辦事機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之雲南金融業的開山鼻祖。

十三年唐炯調任雲南礦務督辦大臣，派王為礦務公司總辦。王為籌辦雲南銅、錫礦業，苦心籌劃十馀年，先後墊支開發基金銀10萬兩，並親赴四川、湖南、廣東、漢口、寧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為開發東川銅礦、個舊錫礦，發展地方工業盡瞭自己的的努力。王在辦礦業中大獲其利，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傢。

仗興疏財，慈善愛國。光緒九年（1883年）法國出兵犯境，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巨，一時籌應不及的緊要時刻，達官貴人忙於避禍，惟利是圖的商人們都做瞭縮頭烏龜，獨有王熾毅然獨自借墊60萬兩巨款作餉銀，岑毓英為之賜額稱“急公好義”。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國人手裡買回瞭滇越鐵路的路權，使雲南路權不受法國人支配。為保護地方工業不被洋人染指，王熾冒險奪標，墊付數十萬兩白銀與官府一同籌辦雲南銅、錫礦業。

晉、陜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

1903年12月28日，王熾在他創立的昆明“同慶豐”商號內溘然與世長辭，走完瞭他人生的68個春秋。

【經商之道】

重德重義，以德經商，對“商道”有著獨到的領悟：“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 經營上不固步自封，善於借鑒世界先進經驗，為強國奮爭。

一、以德為根，以質為本。王熾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晚清時代，官場混亂，商場更是復雜，官商勾結、商匪串通一氣。要想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人做事，十分困難。能夠在商場中真正的老老實實做生意，已經是實在不容易瞭，想把生意做大就更困難瞭。但是，王熾不管面臨什麼困難和壓力，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以德為根，以質為本。”的為商價值觀，最後，他不僅在商場站穩瞭腳跟，而且還把生意越做越紅火，使他自己在中國商業史留下瞭光輝的一頁。絕對質量。他對自己貨品質量絕對負責，對客戶“誠實忠誠”。他的理念是做生意當然要賺錢，但是決對不賺昧著良心的錢。以德為本。王熾深刻理解古語所講的：“善人者，人亦善之”，“愛人者，人亦愛之”，“潔身者友談，忠厚者路寬”的道理。他在當時混亂的商場中始終堅持著這樣的原則：“讓利於顧客的事情幹，讓利於合作者的事情幹，讓利於工友和股東的事幹，有利於社會的事情幹；損人利己的事情不幹，擾民的事情不幹，惡性競爭的事不幹。在待人上，對工友之事盡力去辦，時刻把自己處於員工之中，對員工以誠對待，無微不至的關懷。

二、以財聚才，以才取財。王熾之所以能夠建立如此巨大的事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註意廣結善緣，廣結關系網，廣交天下朋友，從而得到瞭許多人的幫助，自然廣博天下財。作為商人，王熾是深知“以欲從人”之秒計，他招攬人才的手腕，除瞭以誠相待、信則不凝、用之不拘一格之外，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財聚才，以才取財”。

王熾用人從來都是不惜以重金，在他看來以經營效益為酬多少，不是讓人信服的做法。理由有兩個：1、以效益好壞來支付酬金，實質上是以自己所得到的多寡來決定別人的多少，這本身就是給人一種僅僅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難以待人以誠。2、經營效益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場好壞及領導決策正確與否，都將是影響經營的直接因素。如果以這個為依據，就不可避免地會將由不為人力所左右的客觀因素或自己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轉嫁到雇員身上，這樣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待人以誠瞭。

【後世評價】

王熾，一位比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巖還要厲害的人物。“三代一品”紅頂商人，這個清廷給予商人至高無上的榮譽，證明瞭王熾“為國”所做的種種貢獻。盡管王熾的“忠君愛國”烙上瞭時代的印記，但他在中法戰爭中墊付的軍餉、為全國各地人民所捐贈的賑災銀兩，無不顯露瞭一位儒商的胸襟和仁義。盡管因為種種原因，王氏的商業帝國到如今已蕩然無存，可他的商道，他的為人，依然有著獨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