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809—1865）比德國的魏特林遲生一年，但年壽更短，隻活瞭五十六歲。蒲魯東與魏特林一樣出身貧苦，甚至更貧苦；他與魏特林一樣富有才華，但更有才華。蒲魯東的一生，較之魏特林更為精彩。蒲魯東一生的精彩程度，與聖西門、傅立葉是屬於同一水平的。

蒲魯東簽名

蒲魯東出生於法國邊遠省份的一個半農民半手工業者的傢庭。他的父親既是一個農民，又是一個木桶匠。蒲魯東很以自己的莊稼漢祖先而自豪。1848年在法國國民議會的一次發言中，蒲魯東針對一位與他辯論的以出生顯貴而自傲的貴族說道：“我的十四代先人都是莊稼漢，請你給我哪怕隻舉出一個有這樣高尚先人的傢族來。”

蒲魯東在自傳裡寫道：“我有一個少見的優越之處，我生來就是和人民血肉相連的……我的父親是一個平凡的木桶匠，他有子女五人，其中我年歲最大。十二歲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裡度過的，有時作些輕微的農活，有時放牛。五歲時我就作瞭趕牛者。”那時，“我在密密的草地上倒身翻滾，很想也像我的牛一樣去吃那些青草，我光著腳在小路上奔跑，我爬樹，我捉青蛙、捕龍蝦，這使我多麼快樂啊。有多少次在六月的溫和清晨我脫去衣服沐浴在朝露裡。我幾乎不能把自己同周圍的自然界分開。”（以上引文見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第三卷223、224頁）

然而，愉快的牧童生活很快結束瞭；蒲魯東十二歲時，他的父親破產瞭，既失去瞭自己的作坊，又失去瞭土地。蒲魯東去到一傢旅館當雇工，憑自己的勞動謀一碗飯吃。後來由於親友接濟，他被送到一個中學讀瞭幾年書。但由於窮困，中學也未上到畢業。以後，他又到一傢印刷所去當排字工人。據說，蒲魯東的《什麼是所有權》這部重要著作，就是蒲魯東自己排版的。中國古代的孔子雖出身貴族，但他也自述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篇》）相比之下，馬克思會做什麼普通人謀生的事呢？馬克思又如何能真正瞭解普通人的人生呢？

1927年，蒲魯東開始在 Battant 的 Bellevaux 傢的一傢印刷廠當學徒。次年復活節，他到貝桑松的一傢出版社工作，這傢出版社是由他的同學安托萬·高蒂爾（Antoine Gauthier）傢開的。受到貝桑松當時宗教氛圍濃厚的影響，蒲魯東開始閱讀基督教的作品，並漸漸地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這種懷疑最終導致他徹底拒絕一切宗教。

1929年時，蒲魯東在印刷廠擔任排字工人，負責校對各種印刷品，在勞動中他得以閱讀大量書籍，豐富瞭他的學識。這一年中還發生瞭一件影響瞭蒲魯東人生的大事，蒲魯東在這一年見到瞭鼎鼎大名的夏爾·傅立葉，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那位“空想社會主義”者。這一年傅立葉作為客戶來到高蒂爾，尋求出版他的那本《新的工業世界和社會事業》（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蒲魯東親眼見證瞭這本書的印刷，也得以與傅立葉討論各種社會問題。

在這段時間，蒲魯東也認識瞭另一位摯友，古斯塔夫·法洛（Gustave Fallot，1807 年 11 月 17 日－1836 年 7 月 6 日，曾獲得法蘭西學會的學位，後被委任為副院長。），法洛的出身殷實，法洛因為蒲魯東對他的一篇手稿提出瞭一些意見而對蒲魯東印象深刻，建立起友誼的兩個年輕人人經常夜談，討論法國的許多文學哲學作者，比如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

1930年，蒲魯東成為瞭一名熟練的排字工人。但很快他就失去瞭這份工作，據他自己說：“我親身經歷瞭改用印刷機的過程，可以說，我是目睹瞭印刷工人在這一過程中所遭受的苦痛的。安裝瞭印刷機以後的 15 到 20 年裡，一部分工人改當排字工，另外一些工人脫離瞭這個行業，還有一些因貧病交迫而死去瞭。”（見《貧困的哲學》）但在此期間，法洛向蒲魯東伸出瞭援手，他提出如果蒲魯東願意來巴黎學習的話，則願意給蒲魯東一筆援助。盡管蒲魯東擔心這會對他的職業生涯有所影響，但還是答應瞭這個建議。他從貝桑松步行前往巴黎，於3月抵達拉丁區的馬紮林街，法洛當時所居住的地方。借著法洛的便利，蒲魯東漸漸接觸到巴黎附近的學者圈子，但在那些關於質疑辯論和更富有華貴的學術圈子中，蒲魯東感到格格不入，最終他決定離開巴黎，回到貝桑松的傢。不幸的是，他的願望很快就得到實現，這是因為法洛在巴黎的霍亂疫情中感染，無法再向蒲魯東提供支持。蒲魯東離開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這位摯友。與法洛的友情深刻的影響瞭蒲魯東的人生，這導致他日後放棄印刷業而選擇自學哲學。

蒲魯東在勞動之餘不停息地勤奮自學，閱讀能找到的各種書籍。1837年，他28歲時，寫成一本小冊子《普通語法論》。他拿著這本小冊子希望得到貝桑松大學的一筆獎金，未能如願。後經努力，獲得該大學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學金。有瞭這筆錢的寶貴資助，蒲魯東研究與寫作的條件有一定改善。1840年，他出版瞭他的名著《什麼是所有權》；1846年，出版瞭他的名著《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在這兩本書之間，1843年出版瞭一部哲學論著《論人類秩序的建立》。

蒲魯東比馬克思年長9歲，大約從1844年起二人就經常交往，當時馬克思住在巴黎。後來馬克思遷居佈魯塞爾，仍繼續交往。1840 中，馬兒心以舊的成瞭已古裡的要求，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表達瞭他通信員。蒲魯東在1846年5月17日發出的回信中答應瞭馬克思的要求，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表達瞭他與馬克思不一致的觀點。蒲魯東的信中寫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們不要在一切教條主義消滅之後又想起強使人信奉某種主義；我們不要陷入您的同國人馬丁·路德的矛盾裡，他在推翻天主教的神學以後立即借著開除教籍的辦法創立瞭新教徒的神學。整整三個世紀以來德國完全忙於揭掉馬丁·路德的這塊新泥皮。我們也不要再制造麻煩事，為的是不再給人類添累贅。

“……我們在領導運動的時候不要領導新的固執，也不要扮演新宗教的聖徒，盡管這是邏輯的宗教、理性的宗教。

“還想談一下您在來信中所用的行動起來的時候這個說法。您可能仍然抱著一種看法，認為如果沒有出其不意的攻擊，如果沒有早先被稱作革命而實際簡直是亂動的那種東西，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實現。我理解這個看法，我能替它找到辯護的理由。我願意以後對這個題目加以討論，我自己也在很長時期裡同意過這個看法；但是，老實說，由於最近研究的結果，在這一點上我的意見完全改變瞭。我認為，為瞭取得勝利完全不需要這樣，因此我們也就用不著提出革命的行動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因為，這個轟動一時的手段並不是別的，而是訴諸強力、訴諸橫暴。我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通過經濟的組合把原先由於另一種經濟組合而逸出社會的那些財富歸還給社會。

“……據我看來，用文火把私產燒掉總比對它施加新的力量實行大屠殺要好些。”（以上部分見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第三卷218、219頁）

蒲魯樂在這封信的偏後部分還寫道：“我必須順便告訴您，法國工人階級的意願顯然是同我的觀點完全一致的;我國的無產者對知識的渴望是這樣地強烈，倘若有誰除瞭血以外不能給他們別的飲料，那他們就會對他老實不客氣。”（此段譯文見梅林《馬克思傳》161、162頁）

蒲魯東這封信中有幾段話都是名言，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批判蒲魯東時常引用的蒲魯東的“反動觀點”。總之，蒲魯東不願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消滅私有制，而且他用瞭比較尖刻的言詞。並且，蒲魯東反對把新的社會改革理論變為一種新的宗教。在今天看來，蒲魯東的觀點是很有道理的；警惕馬克思把其理論變為一種壓制人的新宗教，這些看法確有相當的先見之明。

1846年春天，馬克思與魏特林完全決裂。接下來，由於這次通信，馬克思與蒲魯東也完全決裂瞭。蒲魯東本來不願意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法國1848年以推翻路易·菲力普王朝為直接目的的革命把他卷瞭進去。二月革命的初期，蒲魯東又出版瞭一本新書《社會問題的解決》，他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引起瞭社會的關註，獲得瞭許多群眾的支持。自從他的《什麼是所有權》一書問世以來，他對富有的剝削者及整個私有制的激烈攻擊，已在貧苦民眾中產生瞭廣泛影響。

1848年4月，蒲魯東作瞭《人民代表者報》的編輯。他的報紙的激進態度招來瞭資產階級的憎恨，幾次被政府查封，他又先後改名《人民報》、《人民之聲報》繼續出版。他的報紙銷量達到七萬份，這個數字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銷量。1848年6月，國民議會補選，他以七萬七千票當選為巴黎的代表。6月30日，正當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失敗後剛幾天，統治集團對工人進行血腥鎮壓最厲害的時候，蒲魯東在議會裡發表態度激烈的演說，猛烈抨擊統治階級，指責他們對人民疾苦漠不關心，咒罵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整個社會制度是以無知和奴役作為基礎的。連同馬克思也十分稱贊蒲魯東的這次演說，認為“在六月起義之後，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46頁）

由其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決定，蒲魯東對政治革命不寄予過分的希望，他希望在經濟領域裡促成改革，使貧困階級從經濟上獲得解放。路易·勃朗主持的國傢工場被解散後，蒲魯東發起組織開辦國民銀行的活動，希望給窮人以無息貸款，使貧苦階級從經濟上翻身。然而，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

到瞭1849年，蒲魯東終於因為他的報紙而被判刑三年。在監禁初期，他仍繼續領導他的報紙，不斷發表言辭激烈的文章。例如，他攻擊路易·波拿已總統的政策模糊不清，他質問道：“請你告訴我，總統先生，你是個什麼人物：是男人，是女人，還是半陰陽人？是獸還是魚？”

在監禁期滿前不久，蒲魯東寫信給他的一位朋友說道：“我打算在經過這樣的一番幻想以後重新做我那排字工人或店員的舊工作，因為現在在法國憑著作是不能為生的。我曾打算改革經濟學和哲學；此外，我還在從事於世界歷史。這些我都能作到，因為我習慣於在貧困中、在不舒適的物質條件下工作。我的頭幾部著作是在看印刷機的時候寫的，並且自己排印自己的作品。‘經濟矛盾’一書是我在裡昂站櫃臺的時候寫的。最近的作品是我在監獄裡寫的。我希望我一生的末尾就像一生開頭時那樣。我作瞭許多事，最後我也能夠因為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們當中的一個而引為自豪。”（見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第三卷252頁）

實際上，蒲魯東出獄後仍在進行研究和寫作，1858年寫瞭一部大部頭的書叫做《論革命和宗教中的正義》，對天主教教會進行尖銳的攻擊。因此，他又一次被判處三年監禁。這一次，他不願再住監獄，於是選擇瞭被逐國外。

我手邊沒有任何從基本態度上肯定蒲魯東的他的傳記或其他資料；我所有的資料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都是批判蒲魯東的。但是，在上面引用的盧森貝的書的253頁上，有如下一個腳註，還是從一個側面展示瞭他的人格。這個腳註說：“在私生活上蒲魯東是不貪圖己利的。他的物質生活極為困苦，時常尋找辦法以脫離窘境，這時他決定組織一個股份公司，來修築巴黎到柏桑爽的鐵路。這個計劃倒不是什麼空想的東西，也正因為這樣，所以蒲魯東的這個計劃被一個機警的生意人、原先的聖西門主義者伊沙克·培雷搶去瞭。後來伊沙克·培雷把他作為這個計劃的創制者而送給他一萬二千法郎，但是他拒絕瞭。”

這裡說的是他第一次出獄以後的事情。

到瞭1860 年，路易·波拿巴皇帝專門頒佈命令，對蒲魯東免於處罰，並允許他回到法國。但他並沒有享受這個寬待立即回國，其原因，據盧森貝的書中說，“是當時的物質狀況不允許他從比利時遷回法國。”僅僅因為貧窮，連自己的祖國也無法返回，於此可見蒲魯東晚境的淒涼。他於1862年才得以回到法國，1865年1月便因病去世。

蒲魯東和他的孩子們（1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