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重慶模式”在黃市長主導下，讓重慶在經濟、產業、出口、民生等方面突飛猛進，但在學界和政界仍飽受爭議，一方面住房改革、電子產業鏈龍頭招商、渝新歐”鐵路落地等創新舉措讓人欽佩，但另一方面在投資過度、“有形之手”過度幹預方面至今仍爭議頗多。

一、土地、住房、民生統籌，奠定發展基礎

黃奇帆先生，紮根重慶十五年，任市長主政七年，期間重慶經濟、產業、民生突飛猛進，並形成至今讓學界仍爭議頗大的“重慶模式”。

讓大傢印象最深的，要屬重慶房價，“重慶模式”確實也將住房民生作為重中之重，背後既有新加坡公屋制度的影子，也有中國特色的城鄉統籌發展思路，包括土儲統籌、地票制度、“雙軌制”住房規劃、三權抵押貸款、取消公攤等利民政策。就從改革結果、居民感受的角度來看，黃奇帆先生在住房民生層面的創新是超前和有效的：

①2002年重慶改革土地資源管理制度，逐漸取消“協議轉讓”，將土地一級市場的經營權上收，在2002年一次性儲備瞭主城40多萬畝土地，很超前的舉措，一方面可以對土地供應實現宏觀調控、打擊炒房，另一方面用土地收入實現基建投資（也就是土地財政，這個點爭議也比較大，涉及下文的八大投）。

②2008年重慶首創的地票交易制度，簡單來講，就是農民可以將閑置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再以票據的形式公開拍賣，之後再征地轉為新增建設用地，可以實現城鄉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耕地總量不減少的雙贏局面，最終實現15萬多畝農村閑置的建設性用地轉為新增建設用地、300多億反哺農民。目前來看，地票制度在國內是適合國情的一個創新制度，雖然有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的爭議，但從結果來看確實是雙贏，適合在房地產上行期消化農民落戶到城市後的宅基地，但現在已經錯過最佳推廣期。

③2010年推出“雙軌制”住房及公租房規劃，“雙軌制”主要指市場化商品房占70%~80%，以公租房為主體的保障房占20%~30%，計劃惠及200萬群眾，並將30%以上的城市人口納入保障范圍。目前來看，這個制度背後有著新加坡公屋制度的影子，是站在居民角度的惠民政策。

④2015-2016年控房價，2016年在全國掀起棚改、漲價去庫存的背景下，黃奇帆的態度是“如果用加杠桿的方式去庫存，跟中央精神是背道而馳的，會給經濟帶來巨大風險”，2015-2016年重慶房價漲幅顯著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但很可惜，螳臂難以擋車，2016年底黃奇帆退任（當天房地產銷售們彈冠相慶），2017-2018年重慶房價開始飛漲。

二、成功打造電子之城，大力拓寬出口、引進外資

黃奇帆先生曾一度被稱為長瞭“電子腦殼”的市長，確實名副其實，張五常老師曾稱贊：“這個四處環山、曾經恐龍聚集的山城，竟然能把電子工業搞起來，今天的重慶電子產量數量占全球的五分之一。”2002-2008年穩住土地、基建、住房、城鄉統籌等民生問題後，2009年開始黃市長開始在產業、出口、金融層面發力，從產業導入、引進外資、打通出口通道、爭取離岸結算業務，貫穿瞭產業鏈運行的所有環節：

①2009年開始，惠普、宏基、華碩等公司先後落戶重慶，並錨定富士康等六傢臺灣代工企業開展產業鏈式招商，300多傢零部件企業落戶重慶。手機產量從2009年的300萬部增長至2016年的2.5億部，電腦產量從2009年的2000臺增長至2021年的1億臺。當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心情是復雜的，對於一個山城而言，能做到如此，在產業發展上黃市長真的盡心盡力瞭，雖然zz上飽受爭議，但就像胡部堂一樣，在這樣的時代和制度下，我們看到瞭結果。

②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外貿、外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重慶是山城、無法享受海運紅利，於是黃奇帆想出來瞭用鐵路運輸——“渝新歐”橫空出世，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中歐班列的誕生之地；重慶出口總額從2009年的42億美元飆升至2014年的634億美元，利用外資5年增長10倍達到106億美元。

③在金融層面，黃奇帆曾提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主要包括金融風險、債務風險、房地產風險，打造離岸金融結算中心、抵制P2P、引進小貸總部。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國內金融監管在某些層面是缺失的，能看出P2P風險的高層很多，但能抵制這個帶來的利益的很少，能做到知行合一實屬難得。

三、重慶八大投成最大爭議，政府幹預邊界缺失

黃市長執政期間，最大爭議來源於重慶八大投：2002年黃奇帆剛到重慶時，面臨的兩大問題是——落後老國企虧損問題和基建資金缺失；重慶山城的特征，導致基建成本翻，在缺乏基建資金的背景下，黃奇帆隻能整合政府資源、將存量資金資產資本化，利用國有土地杠桿撬動向銀行和市場借錢投入基礎建設和老國企改造，八大投應運而生；成果也很突出。

①成果是很明顯的，一方面八大投和土地財政解決瞭重慶基建難題，建成瞭重慶重大基礎設施的75%；另一方面有瞭八大投提供的國企改制資金，通過債務重組，依靠國內重工業市場迅速發展的契機，2008年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從2002年的1700億狂增至7000億。

②負面影響同樣是明顯的，一方面重慶固定投資/GDP的占比逐年瘋狂抬升，2006年已經達到62%左右，2015-2016年甚至接近100%，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走的過猛，確實存在透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③另一方面八大投作為國企已經大幅擠占民營經濟發展資源，2012年黃奇帆先生雖然將八大投縮為五大投、並提出部分轉為新加坡淡馬錫模式，但已經沒有多少回轉的餘地。

我們認為八大投成立和試圖轉型淡馬錫都是有借鑒新加坡有為政府發展的思路，但有為政府的根基是精英制和廉政，才能夠合理界定政府“有形之手”的邊界，就像“重慶模式”另一位主導者楊帆所說“需要推行民主法制”，否則就會出現重慶“八大投”類似的國企經營亂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以民營經濟—新加坡發展—重慶模式三篇來寫。

目前民營經濟的問題根源是什麼？經濟需要刺激還是改革？

新加坡往事（上）——如何成為有為政府？

四、是非功過不在史冊裡，在人心裡

黃奇帆先生作為學者型官員，作為父母官，從穩住房價、引進產業外資、到打開對歐貿易鐵路，基於現有的制度和時代框架的限制，他已經盡心盡力，相比於屍位素餐者，他和胡部堂一樣，真正做到瞭知行合一、為居民考量，可喜的是黃先生比胡部堂幸運，在大風大浪之後，現在還能夠以學者的身份活躍在公眾面前，普及當前經濟的問題和想法。功過是非可能不在史冊裡，但在人心裡，思想的種子總會在大傢心中生根發芽。

轉自公眾號“五道口宏觀筆記”從黃奇帆與“重慶模式”，看“政府之手”的邊界